芝加哥大学教授：为何资本主义需要民粹主义

大企业在美国饱受抨击。面临强烈的本地反对，亚马逊取消了在纽约市皇后区建造新总部的计划。南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对Facebook（脸书）难寻敌手的市场地位表示担心，而他的民主党参议员同事、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要求 Facebook拆分。沃伦还引入立法，要求在公司董事会为工人保留40%的席位。

这些方案或许已经超越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边界，但当前的争论正是美国所需要的。放眼美国历史，资本主义的批评者确保了资本主义的合理运转。他们抨击经济权力的集中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当一小撮公司主宰了经济，它们就难免与国家控制机器结合起来，形成私人和公共部门精英所组成的联盟。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1961年告别演说中曾经劝诫美国人要“警惕”通过“军事-工业混合体”和“错误的权力的灾难性崛起的可能”实现的“对不必要的影响力的获取”。

许多美国行业已经被一小撮“超级巨星”企业主宰，我们应该乐于见到“民主社会主义”活跃分子和民粹主义示威者遵循了艾森豪威尔的警告。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不同，俄罗斯寡头的财富来自上世纪90年代对国家资产的掠夺，而美国的超级巨星企业是靠生产率高而发达。这意味着监管措施必须更加细致，必须是手术刀而不是大力锤。

具体而言，在全球供应链时代，美国公司得益于巨大的规模经济、网络效应以及通过事实数据改善生产过程各阶段的表现和效率。亚马逊等公司不断地从数据中学习，以实现递送时间最小化并改善服务质量。亚马逊对自己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信心十足，几乎不需要政府的偏袒——正因如此，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能够支持经常批评美国政府的《华盛顿邮报》。

但仅仅因为超级巨星企业目前有超高效率，并不意味着它一直都能如此，特别是在缺少有意义的竞争的情况下。老牌企业总是会通过反竞争手段保持自己的地位。领先互联网企业支持诸如1984年计算机欺诈和滥用法、1998年数字千禧年著作权法等立法，确保竞争对手不会涉足它们的平台，从用户创造的网络效应中获益。类似地，2009年金融危机后，大银行不可避免地接受了监管的升级，但它们随后游说订立规则，提高合规成本，从而让小竞争对手处于劣势。如今，美国特朗普政府热衷于征收进口关税，有关系的企业能够施加影响：谁得到保护，谁承担成本。

更一般地说，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监管和关税——而不是生产率——对一家公司的利润越有利，这家公司就越依赖于政府的呵护。如今，保证公司效率和独立性的唯一手段就是竞争。

政府有让资本主义保持竞争力的压力，以及阻止其滑向被依赖政府的极少数主宰的趋势的压力，这些压力通常来自老百姓，他们在社区中民主地组织起来。他们不具有精英的影响力，通常想要更多的竞争和开放准入。在美国，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和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便是对铁路和银行的关键行业的垄断的反应。这些草根运动导致了1890年谢尔曼（Sherman）反托拉斯法、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Glass-Stegall）法（尽管不那么直接）等法律，以及其他改善教育、医疗、信用和商业机会普及的措施。通过支持竞争，这些运动不但保持了资本主义的活力，也消除了社团极权（corporatist authoritarianism）。

如今，最好的工作岗位不断流向只从少数名校招聘的超级巨星企业，中小企业的成长必须面对主宰企业所布下的重重障碍，经济活动也远离小镇和市郊社区，转向大城市，在这样的背景下，民粹主义卷土重来。政客仓促应对，但没人能保证他们的方案方向正确。20世纪30年代清楚地表明，解决现状的方案有可能比现状差得多。如果凋敝的法国村庄和美国小镇的选民陷入绝望之中，而对市场经济丧失了期待，他们就很有可能投入种族民族主义或全面社会主义的怀抱，其中任何一种主义都会摧毁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微妙平衡。这将宣告繁荣和民主的死亡。

正确的应对不是革命，而是再平衡。资本主义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更新监管，以确保行业效率和准入开放，并且不被垄断。但资本主义也需要自下而上的政策，帮助经济受损社区创造新的机会，保持成员对市场经济的信任。民粹主义批评必须恭听，哪怕不去盲从民粹主义领导人所提出的激进方案。

既要有活力的市场，也要民主，这才是根本点。

〔拉古兰·拉詹（Raghuram G. Rajan）系2013~2016年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现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最近著有《第三支柱》，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