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史是比喻思维与纯理性思维的斗争

所谓的“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比如佩索阿，比如齐奥朗，比如施勒格尔兄弟，常常会忽视自己脚下的陷阱——可称之为“比喻的陷阱”。

他们在正确地反对理性主义者们通常要面对的“逻辑的陷阱”的时候，希望通过某种文学化的、“诗性”的思维来对抗、规避或至少中和逻辑那强大的机器一样的势能和惯性；然而他们也常常忘记，比喻也有自身的逻辑，它借重的那些的意象也会依循某种逻辑自我衍生，这种衍生在超出一定界限之后也会滑入似是而非的陷阱——神话研究者们，如卡西尔、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都在试图理解这样一种“前逻辑”的“神话逻辑”。

就广义而言，神话的、诗性的逻辑只是不同于纯理性逻辑的另一种逻辑，正如我们完全可以从某些极端厌恶逻辑、自称彻底追随感性召唤的人身上分析出他们的行为逻辑，并以此，准确度相当高地预测出他们接下去会做什么。

并且，我们不要忘了，当初纯理性逻辑之所以上位，根本来说是因为比喻思维和神话逻辑（尽管中世纪神学利用了大量古希腊哲学如亚里士多德的成分，但就整个基督教“天国王朝”的信仰基础、就《圣经》的基本逻辑来说，比喻思维的成分显然远远超出于理性思维）达到了自身的极限，已经深深陷入了自身“比喻的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众多比喻意象及其反复注释已经发展出一个自我指涉、自我映照的复杂而混沌的大泥潭，任何的观点和行为都能从中找出相关的意象作为自身的依据。这时候，启蒙思想家不得不以矫枉过正的纯理性逻辑作为武器、作为某种撑杆，来帮助自己一跃而出那个可怕的泥潭。

整个近代思想史从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无非是比喻思维与纯理性思维的斗争，当然，具体化到每一个思想家（包括“诗人哲学家”）身上，总是两种成分并存并相互斗争与激发，端看哪种成分占据上风。在我与某些作家、艺术家朋友的交谈中，常常是我长篇大论地表述观点，然后他们用一个生活中的比喻来加以总结，这个总结如此精妙，以至于我会觉得我的长篇大论都是废话，简单地打个比方，不是又轻松又易懂吗？可同时我也隐隐地觉得，这些比喻再精妙，总是有一部分悄悄偏离了主旨，有时甚至是表面贴切而实际上违背了我真正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我又很难在比喻的层面上去进一步进行辩驳。

人与人的对话——打个比方——就像对接两根形状不同的水管，为了相互理解，你需要一个转换器，但是即便接上了、顺利流通了，原先水管里的水流还是要在形状被改变之后，才能流到对面的管道里去。

比喻思维总的来说会导致一种即便不是悲观主义的也是宿命论的结果。因为所谓比喻，无非是借助一些“自然”的“感性”的具体事物，来帮助理解属于人的、相对抽象的事物，而自然最终是遵循因果律的，比方一路打下去，早晚会一头撞上宿命论。

这就是理性为什么重要的地方。理性的底色是“自由意志”的假设，它根本上反对宿命论。理性看上去似乎被更强大的逻辑、更严格的因果律所束缚，但这逻辑和因果律，是自由意志为了理解自然并进而征服自然而进行的斗争，换句话说，它的严密性，它表面的刻板，它对情感与欲望的暂时排斥，恰恰是根源于自由并为了自由。理性拒绝跟随一味比喻的“自然”流变，而决心构造自身的逻辑。它希望以行军途中的纪律性为代价，换取决定性的胜利——如果允许我再打个比方的话。

理性的逻辑当然不知不觉也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变成一种人造的“第二自然”，从而重新为宿命论所征服（想想所谓“后现代”）。所以理性的根本使命是一次又一次地借助比喻思维对自身的批判，而不断回到作为自身根基的自由。没有一劳永逸的“理性主义”，只有一次次在比喻的激发下回到最初之洞见并重新出发的无始无终的理性斗争。

《解体概要》

[法]E.M.齐奥朗著

浙江大学出版 2010 年9月版

《惶然录》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