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金融开放上路，外资布局思路解密

2007年，外资行法人化改制在中国推进，当时市场一片担心“狼来了”。然而，鉴于全球金融危机、本土化经营挑战、经营范围受限等，外资行的发展并不如预期。12年后，金融开放再一次实质性加速。

一面是政策接连推出，一面是外资行马不停蹄地采取行动。今年9月，德意志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获批可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A类主承销业务；10月，证监会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越来越多的海外全能型银行谋求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券商。未来外资如何在保荐、自营、财富管理等方面权衡成本并脱颖而出，又会否控股或增持国内银行和银行系理财子公司，这些也备受关注。

过去的十多年，跨境业务是外资行的“利基”所在。未来，面对不断开放的境内市场，外资行究竟如何前行？它们目前又在布一盘什么局？未来中外“竞合”的格局又将如何？

主承销商资格任重道远

对外资行而言，今年获得的最重要的资质无疑是外资A类主承销商，这也是中国债市开放进程中的关键一环。

由于“吸储”难、信用卡等零售业务开展受阻，外资行始终无法大幅扩表，而固定收益业务则是必不可缺的增量。近日，法巴中国CEO兼行长赖长庚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获得B类主承销业务资格的外资行，可获批开展‘境外企业熊猫债’主承销业务。同时，也可作为银团中的一家银行来参与中国境内信用债市场。此次对外资行开放A类主承销牌照，将使外资行能作为主承销商资质参与中国信用债市场。”

目前，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国债方面的比重已近10%，这部分归功于外资行对全球机构投资人的推介，但外资在信用债的占比微乎其微。如今，当外资行能够主承销中国信用债时，赖长庚也称，“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在我们承销的债券做更多的推介，同时也将加深对中国信用债市场的研究。”

虽然资质到位了，究竟如何利用这一资质则是关键挑战。

据记者了解，最大的挑战在于，中资行目前将发债额度作为贷款的某种替代，即将某一企业的发债和贷款额度等都归在企业的整体授信额之中，同时中资行也往往负责包销一大部分的企业债券。然而，外资行在承销债券时的普遍做法则是，将债券尽可能多地出售给机构，并将自营的敞口降到最低，而这些敞口也主要用于做市。这一差异所导致的问题在于，外资行是否能找到足够多的买家？如果不能，企业又会否愿意让外资行来承销？

“因此，外资展开主承销业务之初，仍会聚焦较为熟悉的优质企业客户。对中国债市而言，最重大的变革则是银行要把自营敞口降到最低，使得债券承销不再是贷款的替代，令债市真正发挥直接融资的功能。”赖长庚告诉记者。

设立证券公司成本不小

除了业务资质，计划在中国设立证券公司分支的外资行也不在少数。例如摩根大通、德银、法巴、法兴、花旗、汇丰等外资行，在海外都属于全能银行（universal bank），同时拥有投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但由于中国采取分业经营的银行业监管制度，因此外资行若要在中国开展投行业务，则需要成立证券公司。

此前，花旗表示正计划在中国设立一家全资证券公司，法兴也提及正在研究此事。更早前摩根大通已被批准新设合资控股券商，而高盛集团也已提交了在中国设立控股券商的申请。

法兴方面近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阶段正在研究在中国设立证券公司的条件，这主要鉴于中国方面最新公布外资可以从2020年12月后开始全资控股在华证券公司。法兴方面也表示致力于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这实则也顺应了全球投资者的需求和中国股、债市场纳入国际指数的大趋势。

不可忽视的是，设想虽美，但外资在华设立合资控股或独资券商面临的是激烈的本土竞争和高昂的成本。券商业务包括IPO、自营、经纪业务、理财等，“证券公司的牌照含括的业务范围很广，利润最丰厚的业务之一则是在IPO业务中的保荐、承销，外资面临的成本在于人力成本等，同时也面临着与中资券商的竞争，不过外资在衍生品交易方面更具优势，包括未来可能推出的利率期权等等。”赖长庚告诉记者。

因此也有观点认为，除了部分机构，更多外资可能并不希望“全面开花”，而是专注自营、投顾、理财等其各自擅长的方面。

控股中资行仍需权衡成本收益

今年初，北京银行拟与ING Bank N.V.设立合资银行（ING持股51%），因此后续外资控股中资银行的可能性也受到关注。

北京银行此前在公告中表示，将借鉴 ING Bank N.V 直销银行成功发展经验，借助金融科技打造全新数字化银行品牌，力争成为积极响应并践行中国金融开放相关重大举措的标杆，符合该行发展战略。所谓“直销银行”，是指不以实体网点和物理柜台为基础，通过互联网、电话等远程通信服务渠道为客户提供银行产品和服务，目前国内直销银行多数为银行下属二级部门。

不过，多位资深银行业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需要考量的是控股中资行对外资的成本收益比，ING的直销银行战略仍只能被看作一个独特的案例。

早年，外资行进入中国之初，有些希望“通吃”公司和零售业务，然而零售业务停滞不前；也有银行希望在中国复制在亚洲的信用卡业务优势，但至今并无太大进展。因此，也有观点认为，对于本土偏好较重的业务，外资行控股或许并非理想的路径。

“如果外资行抱着开拓中国零售消费市场的目的，控股中资行其实并非必经之路，进入消费金融或许是更可行的选择。”赖长庚告诉记者。

回顾早年的合资案例，2005年~2010年中资银行股改期间，监管引导中资银行加强“引资、引制、引智、引技”，到2008年底，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4家实施股改的大型商业银行先后引进9家境外机构投资者，24家中小商业银行引进3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3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进3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共引进资本327.8亿美元。

目前，汇丰仍持有交行股权比例达到19.9%。14年前，中国银行业被西方金融家评价为“技术上破产”、外资此前相继撤出几家大行，此时的汇丰拿出144.61亿元换取和其他中资行一样坏账高企的交行19.9%股权，曾经“压力山大”。

尽管控股国有大行并不切实际，但交行董事会秘书顾生此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外资投资交行，只要符合有关政策和条件，我们始终表示欢迎。关于汇丰增持交行，主要取决于汇丰的考量和决策。”他也提及，交行是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亲身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当年交行在国有五大行中第一家成功引进外资。汇丰迄今为止从未减持交行股份，还多次参与交行上市后历次股权再融资计划。

比起控股中资银行，各界更为关注的是外资金融机构是否会控股或持股银行系理财子公司？外汇局副局长陆磊近日在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外汇局将与其他金融监管部门一道，配合上海市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业的高水平开放，如外资金融机构和大型银行在上海合资设立理财公司，并在此基数之上进一步支持外资机构设立或控股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在上海的率先落地。”

此前也有某国有大行人士对记者表示，习惯了轻资本运营的海外资管机构，或许无法承受银行系理财子公司动辄数十亿的资本金缴纳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