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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的归宿:从城镇到城市

第一财经 2019-11-14 10:52:46 听新闻

城区常住人口已经较多的一二线城市,受到承载力的约束,仍会维持部分限制措施,广大三四五线城市将成为吸纳人口的主力。

城镇化曾是过去4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进程,不仅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其衣食住行等需求也直接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来看,目前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已经接近拐点,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长期增长红利的彻底消失呢?本报告对此进行展开分析。

城镇化率接近拐点,经济增长路在何方?

城市化的“S”型进程。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化的进程大体呈现出“S”型的曲线形状,这也就是著名的“纳瑟姆曲线”。在这条曲线上存在着两个显著的拐点,第一个拐点位于30%左右的城市化率水平,对应着城市化由起步阶段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而第二个拐点位于70%左右的城市化率水平,对应着城市化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增速趋于平缓的成熟阶段,如美国和日本的城市化率演进过程就明显具备这一特征。

城镇化率接近拐点,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国际社会普遍使用“城市化”的提法,而在我国与其对应的其实是“城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从1979年的不到20%一路上行,2018年已经接近60%,距离70%的拐点不远。而目前我国城镇化的速度确实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自1996年城镇化率突破30%时起,我国每年新增城镇化率曾超过1.4个百分点,此后开始震荡,并逐步下行,2018年我国新增城镇化率不足1.1个百分点。

需求或有冲击,增长路在何方?在城镇化增长放缓、步入成熟阶段之后,对于需求无疑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将会受到显著影响。从美国和日本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均在1970年左右突破了70%的城市化率拐点,而两国新开工住宅数量也几乎在同一时期达到顶峰,1972年美国每千人新开工住宅超过11套,1973年日本每千人新开工住宅接近17.5套,其后虽有震荡,但这一指标再未突破当时的高点。那么,由于我国城镇化率也已接近拐点,这是否意味着同城镇化密切相关的地产、汽车乃至所有的消费需求都将遭遇下行拐点,增长红利消失殆尽呢?

户籍化与城市化:转型期的新红利

事实上,虽然我国在城镇化率水平上有了不小的提升,但目前我们的城镇化仍是“不完全”的城镇化,而从不完全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将是未来值得重视的增长红利,这主要依靠两大动力:一是户籍化,二是城市化。

(1)放松户籍限制,释放红利空间。

户籍城镇化率仍低,红利空间有待释放。按照常住人口统计,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但由于我国存在着具有国情特点的户籍制度,按照户籍人口统计,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不足45%,两者之间存在着超过15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一“裂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还有不小的红利释放空间。

放松户籍限制,重视制度红利。在常住人口新增城镇化率已经开始放缓的背景之下,政策层面对于放松约束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日益重视,户籍制度改革的相关文件频频出台。这些举措的推出均是沿着“由常住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化”的方向,弥合两者之间的“裂隙”。

户籍魅力犹在,西安抢占先机。市场部分观点对此仍有疑虑,在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拓展和覆盖的当下,放松户籍限制是否还具有吸引力?2017年初,西安市即率先发布降低门槛的户籍新政,2018年又再度加码并简化落户流程,而西安市每年新增户籍人口,由此前平均不足8万人的水平,一跃至2017年的20万人,2018年更是大幅增加近78万人。由此可见,大城市的户籍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吸纳而来的高学历人才,无疑将使得西安在创新发展中抢占先机。

粤浙红利空间较大,流出大省受益有限。从各省的情况来看,东南沿海发达省市待转移的常住人口相对较多,但由于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承载能力有限,户籍约束依然偏强,而像广东、浙江两省既有常住人口向户籍人口转化的迫切需求,又具备放松户籍限制的现实条件,因此,或将明显受益于当前所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而像广西、河南、贵州等中西部省份,存在着规模较大的人口净流出,能够分享到的户籍改革红利相对有限。

(2)城市化水平尚低,助增长发力可期!

我国城镇化率虽然目前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率的提升不仅仅是人口迁移的贡献,很大程度上也与城镇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区域经历了“撤县设市”、“撤乡改镇”的过程。

城区面积扩张,县城区域缩水。从市县层面来看,2007年到2017年间,我国城市的城区面积由17.6万平方公里扩大至约19.8万平方公里,十年间增长12.7%,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国的县城面积从2007年的约9.4万平方公里,最高在2010年达到过近17.6万平方公里,而2017年仅有不足7.2万平方公里,10年间缩减了23.8%。

建制镇范围扩大,乡村数量锐减。更进一步地,从乡镇层面来看,2007~2017年,我国建制镇的数量从1.67万个增至1.81万个,建成区面积扩张了38%,而乡的数量从1.42万个降至1.03万个,建成区面积缩减了16%,村庄的数量从264.7万个降至244.9万个,村庄用地面积几乎没有变化。

镇区人口沉淀,常住远超户籍。由城镇区域范围扩张所带来的城镇化,使得较多人口集中在镇这一级,而在城市层面上,也存在着低线级城市如部分县级市沉淀过多人口的现象。从2017年我国人口数据来看,城市常住人口占比在35%左右,户籍人口占比约为30%,两者基本相当,但镇的常住人口占比24%,户籍人口占比尚不足15%,常住人口占比远超户籍人口,而乡村常住人口占比低于户籍人口15个百分点以上,可见很多乡村人口流动到了镇这一级。

城市化水平尚低,新红利值得期待。因此,虽然我们的城镇化率接近拐点,但镇区人口的大量沉淀造成我国人口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42.3%,但如果仅仅考虑城市人口,2017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水平只有35%左右,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水平也仅约30%,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而随着城市户籍等限制的放开,其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将形成对乡镇人口持续的吸引力,由“城镇化”到“城市化”的红利值得期待!

拥抱未来蓝海,经济不会失速

三四线人口占比扩张,深度城市化十年蓝海。户籍化叠加城市化,使得我国城市未来10年将成为人口集中的主战场,不仅包括常住人口户籍的转入,还会迎来农村和镇区人口的流入,但城区常住人口已经较多的一二线城市,受到承载力的约束,仍会维持部分限制措施,那么,广大三四五线城市将成为吸纳人口的主力。我们预计,10年之后三四五线城市建成区户籍人口的比重将可能从目前的21%提升至41%,未来深度城市化是一片巨大的蓝海。

城市化缩小贫富差距,缓解收入分化态势。目前我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略呈回升态势,而从城镇化到城市化的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乡镇居民的收入,从而有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助推消费水平提高,可选消费前景明朗。由于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高,因此,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而目前城市与乡镇之间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消费鸿沟”。随着乡镇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像汽车等可选消费品还有着不小的需求增长空间。

地产投资或具韧性,经济失速风险不高。此外,从投资端来看,虽然房地产高增长的“黄金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但户籍化和城市化的新红利将使得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这将形成对城市地产需求的支撑。而由需求所决定的房地产销售情况,又是地产投资的领先指标。因此,长期来看,城市的房地产投资诚然存在着下行的压力,但或许要比预期更有韧性。城市的人口集中趋势对于投资和消费需求均有带动,大幅降低了未来经济失速下行的风险。

(作者单位:兴业证券)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姜超宏观债券研究”微信公众号

责编:任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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