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一场更大萧条的风险与日俱增

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甚至是大萧条相比，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不仅来势更猛，而且也更为严重。

在前两个事件中，先是股票市场暴跌了至少50％，信贷市场陷入停滞，随后就是大规模破产，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而GDP则以每年10%甚至更高的比率萎缩。上述流程走一遍总共花费了大约三年的时间，但在当前这场危机中，类似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惨状在三周内就成为了现实。

在3月早些时候，美国股市仅用15天时间就跌入了熊市区域（从最高点下跌20％），也是有史以来最快的跌幅。就连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等主流金融企业都预计美国一季度的GDP年化萎缩幅度将达6％，二季度则为萎缩24％~30％。而美国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Steve Mnuchin）则警告说失业率可能飙升至20％以上——这可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最高水平的两倍。

换句话说，总需求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和出口——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自由落体状态。尽管大多数擅长自圆其说的评论家都曾预测会出现一场V型下滑（产量在前一个季度急剧下降，然后在下一个季度迅速恢复原状），但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完全是另一码事。当下发生的经济萎缩状况看起来既不是V形也不是U形，也不是L形（急剧下滑随后停滞）。相反，它看起来像个字母I：一条代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持续暴跌的垂线。

甚至在大萧条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未曾像今天的中国、美国和欧洲那样暂停大部分经济活动。最理想的结果是经济衰退虽然比当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更严重（就全球总产出的减少而言），但持续时间较短，从而能在今年四季度恢复正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当隧道尽头出现一丝光亮时，市场就会开始复原。

但是这种最理想状况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首先，欧美及其他受灾严重的经济体需要出台广泛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追踪和处理手段，强制隔离措施以及中国那样的全面封锁政策。同时由于大规模开发和生产疫苗可能需要18个月，因此必须大规模配备抗病毒药物和其他疗法。

其次，虽然那些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已经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把全球金融危机后三年的活都干完了，但他们必须继续想尽一切办法制定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危机。这意味着出台零或负利率；加强前瞻性指导；实施量化宽松；放宽（私人资产购买）信贷以支持银行、非银行机构，货币市场基金甚至那些（发行商业票据和企业债券融资的）大型企业。美联储扩大了其跨境掉期额度以解决全球市场美元流动性严重短缺的问题，但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便利措施以鼓励银行向那些流动性不足但仍具备偿付能力的中小企业放贷。

第三，政府需要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考虑到本次经济冲击的规模，发达经济体的财政赤字需要从相当于GDP的2%~3％增加到大约10％或以上。在这方面也只有中央政府才拥有足够强大的资产负债表以制止私营部门崩溃。

但这些赤字型干预措施必须被完全货币化。如果它们是通过标准政府债务来融资的话利率必将急剧上升，而复苏也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货币理论学派中的左派一直提倡的干预措施——包括“直升机撒钱”——已成为主流。

然而不幸的是，在最理想状况下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卫生应对策略仍远未达到遏制疫病大流行所需的水平，而目前的一揽子财政政策既不够庞大也不够迅速，不足以为及时复苏的实现创造条件。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新版本的大萧条——所谓更大萧条——的风险就与日俱增。

除非疫情得到遏制，否则全球经济体和市场将继续自由下坠。但即便这场疫情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控制，到2020年底仍可能无法恢复总体增长，毕竟到那时候又可能出现一个新病毒亚型来引发一场新疫情；许多人寄予厚望的治疗性干预措施或许达不到预期效果，至此经济将再度萎缩，市场也会再次崩溃。

此外，如果大规模赤字的货币化开始催生高通胀，特别是如果一系列与病毒相关的负面供应冲击拉低了潜在增长，则相关财政应对措施可能会陷入困境。同时许多国家根本无法以本国货币来实施此类借款，那么有谁能去救助新兴市场中的政府、企业，银行和家庭？

无论如何，即使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得到控制，全球经济仍然可能面临许多“白天鹅”式尾部风险。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样，市场大大低估了今年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当前的危机可能会在未来数月和数年中加速全球经济原本就已经出现的巴尔干化和分裂。

而这样一个风险三连环——无法遏制的疫情、配置不足的经济政策武器库和地缘政治白天鹅事件——足以使全球经济陷入持续萧条和金融市场崩溃的危险之中。虽然2008年崩溃之后那些强有力（尽管有所滞后）的应对措施使全球经济得以从悬崖边生还，但这次我们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

（作者系鲁比尼宏观经济研究会CEO、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