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推动新型城镇化是长短皆宜的政策必选项？

近年宏观政策更加注重结合短期调控和长期结构性改革目标。3月2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快研究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对冲海内外疫情影响。4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重申加大政策对冲力度，并提出“六保”，其中“保居民就业”和“保基本民生”置于前两位。4月9日，国务院、发改委同日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和《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两份重要文件。其中，“劳动力”和“土地”两个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被放在首要位置。本文重点探讨新型城镇化对短期稳需求和中长期结构性转型升级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后者。

当前形势下，稳就业稳民生需要较大体量的“主动”财政扩张——推进新型城镇化可以在短时间内承载较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投资。我们在此前的报告中估算，百年一遇疫情冲击下，若今年下半年经济回到6%以上、全年达到2.5%~3%的GDP增速，则需要财政赤字（在“被动扩张”约3.5万亿元的基础上）“主动扩张”3万亿~4万亿元的水平。主动财政扩张虽然在纾困、促销费、减税降费等领域都有空间，但加强政府主导的投资可能仍是达到财政扩内需力度的必要选项。

长期视角看，推进户籍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建设是进一步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必要基础。虽然表观城镇化已近6成，但是中国户籍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均远低于这一水平，真正意义上享受“大都市”生活便利和生活水平的人口比例仍不高。户籍城市化及现代都市圈发展滞后，且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均对实现消费扩容、产业升级、及生产力提升等中长期目标形成制约。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和跨国比较具体阐述了新型城市化对推动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意义：

► 中长期看，加快“户籍城市化”有利于提升总体居民财富增长、提高城市生活质量、释放消费潜能；优化劳动力资源分配、提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促进连续就业，从而有效推升全要素生产率。

► 国际经验看，打造更多高级别大城市和高能“大都市圈”有利于在知识经济时代催生产业集群和分层，加快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迭代升级，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同时，有效缓解城镇化过程中房价、生活成本快速攀升等一系列的“大都市病”。

切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所需的户籍、土地、社保和财税体制改革，在当前环境下更有紧迫感。促内需的短期目标之外，近年中国劳动人口、尤其是农村劳动人口加速老龄化，全要素增长率结构性下降，且外需增长结构性放缓，亟需完善供应链、扩大内需匹配中国制造业产能——这些中期挑战凸显了加快关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

制度建设之外，补齐相关基础设施的“短板”对于要素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有序推进也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一些基础设施存量已达到发达国家标准，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仍有较大投资及升级的空间——基建投资应从提高城市群通勤能力，实质扩张核心城市承载力，以及防治“大城市病”等方面进行规划设计，具体包括城镇轨道交通、旧区改造、政府补贴住房，环保及清洁能源，水利设施，油气管廊，医疗、教育、文体、养老设施等领域。

（作者系中金公司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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