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学区房背后，是家长的逻辑错误和可笑的“输不起”

这周，上海很多家长在为民办中小学摇号而焦虑、失眠；“五一”期间，北京西城区均价超过20万一平方米的学区房一挂牌就被“秒杀”。进入5月，随着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中小学择校又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家长为何那么焦虑？为何那么怕孩子输不起？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沈奕斐在新书《做对“懒”爸妈 养出省心娃》中指出，这是因为父母陷入了“多米诺骨牌逻辑”——他们对子女教育非常上心，认为孩子身上一个小问题不解决，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变成大问题。因此中国父母极具牺牲精神，不少妈妈甚至孩子一出生就全职，完全放弃事业陪伴孩子成长，但最后，他们培养出来的却往往是喜欢打人、有网瘾或者不好好学习的“问题孩子”。

中国家长对“问题”子女教育的重视，与沈奕斐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恰好相反。2007～2009年，沈奕斐在哈佛大学做燕京访问学者时，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一起去美国社区走访“问题孩子”。她注意到，那些街头斗殴、离家出走甚至吸毒的孩子背后，都有缺乏管教或者不负责任的父母，比如有些父母自己就在吸毒。

为什么不少中国家长在孩子身上付出这么多，最后孩子还是出现问题，亲子关系也很糟糕？随着接触的“问题家庭”案例增加，这些疑问在沈奕斐心头盘旋。从2009年起，她把研究视角转向那些“委屈”的中国家长身上，试图找到答案。

沈奕斐专注于家庭教育研究，过去多年里，她接触过近1000个形形色色的家庭，总结出一套新的家庭教育理念，旨在减轻中国家长的焦虑，重新帮他们找到教育的方向和操作办法。

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西方教育理念不同，沈奕斐更强调教育理念要适合中国社会和中国家庭，才能对家长有真正帮助。

对话沈奕斐：照搬西方教育理论，会把中国传统中好的部分忽视了

好小学与好大学没有关联

第一财经：可以谈谈你对“五一”期间北京出现天价学区房，还有上海幼升小、小升初摇号政策的看法吗？

沈奕斐：出现这些现象背后是因为教育不均衡，好的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其实就上海而言，我自己做研究就知道，学校跟学校之间的差异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上海在教育均衡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但人总是有“比”的东西，学校总有一个排名，所以家长对教育就会非常重视，都想去好学校。上海摇号，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的，短时间内可能让家长觉得有不确定性而出现焦虑，但摇号的确能够让教育变得更公平，提前学习也变得没有意义——这一点也是我们作为专家所担忧的，因为看到了太多提前学习对孩子造成的创伤、问题。上海这次摇号执行得特别公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现象，长期来讲对教育是有好处的。

第一财经：但家长还是普遍焦虑，生怕孩子一旦被分进不好的学校，影响今后的发展。

沈奕斐：家长焦虑主要是因为有种“多米诺骨牌逻辑”，认为孩子身上一个小问题不解决，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后变成一个大问题，于是家长感到恐惧，觉得一定要改变。“多米诺骨牌逻辑”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上不了好的小学就上不了好的中学，上不了好的中学就考不上好的大学，考不上好的大学就找不到好的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人生就废了。其实是不是重点小学，跟你将来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没有相关性。2014年，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做过一项针对长三角地区“80后”的社会调查，发现在重点中学就读，与是否考上重点大学有相关性；但是否在重点小学就读，与考上重点大学则没有相关性。这个结果说明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有变化，不存在小学一考定终身的情况。如果家长从中认识得到“多米诺骨牌逻辑”的可笑，就能放轻松，以宽松的心态面对孩子成长中本来就会有的很多小问题。

第一财经：为什么会产生“多米诺骨牌逻辑”？

沈奕斐：“多米诺骨牌逻辑”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文化有关。西方很多文化更注重个人自我享受和自我发展，但中国的文化里一直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比较注意对上面父母的孝顺以及对下面子代的帮助和支持，所以千百年来中国人很重视教育，任何与教育相关的事情父母都会非常上心。另外，有“多米诺骨牌逻辑”的父母在大城市明显更多，那是因为这些年轻的父母，本身就是因为考上好大学才得以在大城市立足，他们比任何一代父母都更能感受到教育带来的好处，自然焦虑程度也更高。

我一直觉得小学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能够喜欢上学习，对学习有兴趣就好，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一考定终身”，家长可以放轻松，找一个离家门口比较近一点的、适合孩子特点的学校就好了。

西方教育理念的水土不服

第一财经：你在《做对“懒”爸妈 养出省心娃》中提到一个少有人注意的观点：8～10岁的孩子还是需要父母无条件地接纳。但现实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多已经开始为考好初中，周末到处补课，亲子关系也随之恶化。父母如果在这时忽视你提出的这个问题，会产生什么后果？

沈奕斐：每个阶段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使命，八九岁孩子最重要的特性，是建立自己跟外部世界的关联。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们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对世界有一些贡献、有能力做一些事情。建立起这种信心后，才能自觉学习。孩子进入真正意义上自己想要学习的状态，是从10岁、11岁慢慢开始的。

但现在的父母都很着急，希望孩子小学一二年级就能自觉学习，然后开始出去补课，因此在八九岁那个阶段，父母总是在帮孩子，不断地给他纠错，使得他觉得自己很差劲，自我归属感被打掉了，孩子的自觉性就发展不起来。到了初中阶段，家长发现，变成父母盯一盯、孩子学一学，父母不盯孩子就想方设法地去逃避学习。所以八九岁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被忽视，孩子的自我归属感被打掉，我个人觉得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

第一财经：现在市面上西方家庭教育类书很多，你的观点和这些有何不同？

沈奕斐：现在正面管教、PET父母效能法、非暴力沟通、爱和自由等西方教育理念都被很多年轻父母推崇，西方这些理论和方法有合理性和优势，但要注意的是，它们都是基于西方教育环境提出来的，如果照搬到中国不仅会走样，实践过程中还会产生困惑。

比如“爱和自由”这个说法很流行，这实际是一套个人主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要想真正执行，首先得有社会基础。比如说人人都明白个人的权利边界，而权利这个概念是20世纪初才进入到中国话语体系的，至今还没有进入中国家庭；比如说你能不能跟你妈讲，我跟你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这是我的事你别管我，你没这个权利？你肯定不敢说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权利这个概念在私人领域怎么用，我们是没有经验的。实际上中国信奉“爱和自由”的父母，根本也没有给孩子自由，给孩子的选择权都是在父母允许的范围内。因此照搬西方教育理论，不仅会走偏，还把中国传统中很好的教育理论忽视了。

第一财经：中国传统中哪些教育观点是比较好的？

沈奕斐：合作育儿就是很好的，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两代人甚至更多人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所以中国孩子早期没有那么自私自利，从小就学会顾及方方面面的关系。现在西方那套家庭教育观点进来了，老人带孩子被污名化，把孩子养育的所有责任都压在妈妈一个人身上，她对孩子负责，很容易出现孩子的自私自利情况，妈妈也压力非常大。而且西方的家庭教育逻辑体系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需要劳动力自由流动来为资本主义服务，因此绝对不能接受隔代教育，因为这样会带来家庭变大，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原来我们跟父母祖辈在一起没有那么大的矛盾，结果现在中国跑去学西方那套家庭教育理论，变得很多人跟自己父母住在一起矛盾都很大。

第一财经：所以你才打算写本土化的家庭教育书？

沈奕斐：是的。归根到底，中国父母焦虑的原因在于，成年人面对的不确定性在增多。过去大家都知道怎么做父母，因为两千年来生活就没有太多改变。但现在的时代日新月异，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多，家长不知道怎么选择，就很容易迷失在不确定性里，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容易抓狂，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是一个蛮现实的问题。

但教育又需要静下心来，不能那么急功近利去解决问题，两者就会产生矛盾和张力。不过也不能怪父母，因为父母不像我们做研究的，能看得到规律，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要去写书的原因。其实这种通俗的家庭教育书都不算我的学术成果，也赚不到钱，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去做呢？就是希望更多家长能够从专业的地方看到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我在书里有很大的篇幅都在告诉家长，社会面对的是什么情况，你是什么状况，别老盯着孩子学习成绩，那是人生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家长把大背景做好了，后面的结果自然就出来了。

《做对“懒”爸妈 养出省心娃》

沈奕斐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