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快评︱烟火经济大热，如何优雅而有尊严地摆地摊？

谁也没想到，疫情之后，地摊经济火了。总理也为之点赞，认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与地摊经济相关的概念股跟着沾光，小商品城、银都股份、迪马股份、广百股份、香江控股等股票连日大涨。

地方也闻风而动，成都、上海、西安、杭州、郑州、南京、武汉等城市，陆续为“地摊经济”和“夜间经济”松绑，甚至出台鼓励政策，以刺激地方消费复苏。

各方合力下，地摊经济满血复活，一夜风靡，关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发财的故事也开始多了起来。

地摊经济的火热，勾起了笔者小时候一段摆摊的青葱岁月回忆。对很多农家子弟来说，估计都会有类似经历。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十三四岁，对兄弟姊妹多、经济比较拮据的家庭来说，现金和积蓄是稀缺品，个人的零花钱和开学费用，都要靠卖点东西来临时获取。

好在农村物产丰富，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春夏时节，瓜果飘香，辣椒、南瓜、苦瓜、西瓜等都是很好的售卖品，还有干柴、松果、竹笋、鱼等，拿到街上就可以换现金。刚学会骑自行车不久的我，用两个袋子，装满这些自家产的农产品，一边一个捆绑在自行车后架上，骑行十多公里，到最近的煤矿小镇上摆地摊，一蹲就是一上午。

卖完农产品，数着那些由一分、一角、一元组成的“巨款”，经常有十几元、二十多元。怀揣着这些现金，回家路上，自行车都可以骑出风驰电掣的感觉。

当然，钱不能私自独吞，大头需要交给父母，小头可以留给自己当作零花钱。摆摊次数多了，开学的费用有了，买书买文具用品的钱都有了。每次摆完地摊，那种数钱的感觉，以及回家把钱交给父母后获得的赞许目光，到现在都历历在目。

后来在大学时期，也摆摊卖过电话卡、书籍、衣服等，赚的钱比小时候多得多，但很难有那种幸福感了。然而，沉淀下来对生活的态度，一直留存在我心底——事在人为，只要靠双手劳动，就可以维持生存，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每次遇到困难，我总容易从心底升腾起一股对生活重燃希望的信心，因为我总是鼓励自己，最坏情况下，我还有一门谋生手艺——摆地摊。虽然后来年纪大了，也很少出去摆摊了，但这种对生活的底线思维，让我总充满乐观。

回到目前火热的地摊经济，有人担忧，媒体如此高调宣传地摊经济，吊高地摊经济胃口，会不会搞得全民摆地摊一哄而上？地摊经济会不会因此产能过剩？多年经营而来的干净城市形象会不会因此破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档次会不会因此拉低？……

这些担忧，有些是善意的提醒，可以吸取，但也有一些上纲上线，就显得没必要了。

关于地摊与城市管理问题，2016年的时候，李克强总理就有过论述，他说：“有的城市规划、管理观念存在偏差，一味追求环境整洁，牺牲了许多小商铺。这样的城市其实是一座毫无活力的‘死城’。”

担心一哄而上也是多余的。摆地摊大部分是底层群众改善自身生活的一个简单出路，虽然也有因为时间富余去体验生活的，或家中有多余物品临时拿去售卖换点买菜钱的，但这只占少部分，大部分人还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谋得一份收入，以此养家糊口。如果有其他更好的出路、更好的收入或更体面的工作，当然就没必要这么辛苦摆地摊了。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地摊经济的开放心态，笔者是完全肯定和支持的。这不只是能带来多少人就业，有多少人能从中赚多少钱的问题，关键是其中姿态和心态的转变，意义更大。

对城市管理者来说，从一禁了之到提供精细化服务，不仅缓解了城管与群众的紧张关系，一些地方的城管推出人性化服务，还扭转了这个群体的整体形象。比如在四川眉山仁寿县，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占道摆摊卖水果，当地城管不但没有驱赶，还帮她另外找到一个合适的摊位继续摆摊。这种人性化执法，获得广大网友点赞。

对于摆摊者来说，心态的转变也很重要。当前地摊经济刷屏，加上总理的加持，这种舆论风向，整体来说，作用是积极的，无形中创造了一种不以摆地摊为耻、反以为荣的氛围，这对那些真正需要以摆地摊为生的人来说是友好的。

小摊是人民群众自发创造的就业岗位，不需要政府出钱，只需要政府放松管制就行。如此好事，不应成为权宜之计，而应创造环境，让它行稳致远，成为城市靓丽的风景线。

如何行稳致远？我认为可从两端来说：摆摊者应做一个优雅的小贩，尊重公共秩序，注重食品安全、垃圾分类、环境卫生；而城市管理者则应为摆摊者提供一个有尊严的环境，让他们心安理得，不用东蹿西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优雅而有尊严地摆地摊很重要！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