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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IMF第一副总裁冈本: 正在评估SDR分配,新兴市场需慎待QE

第一财经 2020-06-28 20:21:22 听新闻

作者:杨燕青 ▪ 周艾琳    责编:黄宾

IMF正与其成员国讨论一个替代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不需要SDR分配的富裕国家可以将当前的SDR贷给低收入国家。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引发的危机,各国央行分别降息、降准,启动信贷支持计划。在美国,量化宽松(QE)购债计划已成为政策主要工具;而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购债计划也成为工具箱里的“新工具”。同时,全球机构也积极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不断调整和升级各类支持措施。尽管IMF拥有1万亿美元的贷款能力,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初的四倍多,也有评论认为,对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危机而言,资源仍需扩充。

近期,IMF新任第一副总裁——杰佛里·冈本(GeoffreyOkamoto)接受了包括第一财经在内的亚洲媒体的联合采访。他于2020年3月19日正式上任,在加入IMF之前,冈本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金融与发展的代理助理部长,负责监督国际金融市场,协调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地区、双边经济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此前,他曾担任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代理副部长。

冈本表示,不少成员国期待IMF可以像2008年那样进行一次广泛的特别提款权(SDR)分配,但当前成员国之间对此问题仍存分歧,关于IMF分配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他称:“IMF希望确保成员国能从SDR分配上受益。”据悉,IMF正与其成员国讨论一个替代机制,在这一机制下,不需要SDR分配的富裕国家可以将当前的SDR贷给低收入国家。

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危机来袭前,IMF拥有的资源超出了上一轮危机。疫情期间,IMF为成员国提供了紧急援助,并将紧急贷款援助计划扩容了两倍,包括快速信贷便利以及快速融资工具,总计金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截至两周前,IMF已经向66个国家提供了紧急融资,总额约235亿美元,其中包含9个亚洲国家。

IMF还创设了短期流动性额度(SLL),旨在为部分成员国提供流动性支持,尽可能避免冲击风险演变成更深层危机,并对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流动性支持为IMF的贷款工具和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其他要素提供了补充。

值得关注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也开始尝试量化宽松(QE)的购债计划。根据渣打的研究,已有近11家新兴市场央行开始实行某种形式的QE,目前,购债规模还占约GDP的3%。冈本认为,新兴市场需要慎待QE,虽然QE对发达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但其背后也有多重原因,“包括发达市场的收益率曲线一般比较完整,央行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一些新兴市场成功推行了QE,但也有一些国家会发现,QE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多”。

6月24日,IMF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与4月发布的预期相比,该报告预计2020年经济衰退将进一步加深,2021年经济复苏将放缓。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下降4.9%,比4月的预测低1.9%;2021年经济将出现部分复苏,增长率将达到5.4%,低于此前预计的5.8%。报告预测,2020年,中国经济将增长1.0%,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增长的国家,2021年将实现8.2%的经济增长。而美国经济将在2020年收缩8.0%,到2021年增长4.5%。

IMF采取前所未有的应对措施

Q(媒体提问,下同):如果东南亚经济因为疫情的发展而进一步恶化,IMF会提供怎样的支持,尤其是对一些财政空间比较小的国家?

冈本:目前亚太地区已经有9个国家提出紧急融资需求,包括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巴基斯坦、阿富汗等。目前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正式请求,包括缅甸也会是其中一员。此外我们还收到一些国家的非正式申请。

对于那些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我们在为他们提供融资支持。IMF的灾难控制与救济信托基金(CCRT)即是为了帮助成员国偿还IMF的债务;IMF在2009年设立快速信贷(RCF)和2011年设立了快速融资工具(RFI),低收入国家可以获得RCF下的融资(利率为零,宽限期为5.5年,最终期限为10年)。

对于那些暂时没有贷款需求的国家,IMF也强化了应对能力,例如给这些亚洲国家提供必要的政策建议,从疫情下的全面“大封锁”逐步过渡到经济重启阶段,政策设计也会随之转变。如果未来国家遇到暂时冲击,可以申请SLL来避免暂时的冲击转换为长期的伤害。

我们鼓励各国尽早来和IMF沟通,哪怕是非正式地谈谈国家遇到的问题,IMF都会尽力提供帮助,我们也认为SLL对于亚洲地区的国家而言非常有用,尤其是那些当前经济情况仍然稳定、满足SLL条件的国家。

[注:为了加强疫情应对能力,IMF过去几个月采取的非常措施包括:将紧急快速拨款能力提高一倍,以满足预期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改革控灾减灾信托,通过加快债务减免安排向29个最贫穷和最脆弱的成员国(其中23个在非洲)提供援助,再与捐助方合作,争取将用于债务减免的资金提高14亿美元;通过IMF的减贫与增长信托,目标是将对最脆弱国家的优惠贷款能力扩大至原规模的三倍。此前IMF正在寻求170亿美元的新增贷款资源,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承诺出资117亿美元,这使IMF能满足实现上述目标所需资源的70%左右;二十国集团(G20)达成一项开拓性协议,同意在2020年底前暂不要求最贫穷国家偿还官方双边债务。这项举措相当于帮助这些贫穷国家减轻了12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通过呼吁私人部门债权人以可比条件参与债务减免计划,有望再减轻8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

Q:如何看待区域性协议?例如清迈倡议(CMI)会否在危机中发挥一定作用?

冈本:区域性安排非常重要,清迈倡议主要是在亚洲,欧洲也有一些新的安排来强化金融稳定,这都是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一部分,IMF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思考各方如何加强互动。

Q:有些经济学家认为IMF的资源不足以为所有成员国提供支持,IMF是否需要通过SDR的分配为抗疫提供资金?

冈本:幸运的是,在这场疫情引发的危机来袭前,我们手上拥有的资源超出了上一轮危机,目前IMF资源非常充足,因此IMF还有空间来为其他成员国提供支持。此前IMF执董会已经批准将新借款安排扩大一倍,这也强化了我们在危机中为成员国提供支持的能力。根据目前成员国的需求,或是更加不理想的情境,IMF的资源都是充沛的。

当然,不少成员国也期待IMF可以就SDR做一些什么,例如像2008年那样进行一次广泛的SDR分配。坦率地说,当前成员国之间对此问题仍存在分歧,一些国家并不希望如此,虽然有其他成员国和我都希望能够推动广泛的SDR分配,我们正在寻求所有可行的选项来确保成员国能从SDR分配上受益,但现在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我们正在寻求运用当前的SDR储备来有效模仿广泛SDR分配的效果,帮助那些面临流动性困境以及有需要的成员国。

[注:SDR是IMF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官方记账单位。IMF可以按照份额比例将SDR分配给参加SDR账户的成员国。SDR的分配可分为普遍分配和特殊分配。普遍分配就是根据各成员国在IMF中的份额按比例向所有成员国的分配,特殊分配则被用于解决个别成员国因为后加入IMF而没有参加以前的SDR分配等问题。截至目前,IMF已进行过三次SDR分配。第一次是1970~1972年,IMF向当时的112个成员国分配了93亿SDR。第二次是1978~1981年,当时国际贸易增速较快,需相应增加储备,因此又分配了121亿SDR。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需要大量资金应对危机。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呼吁下,各国就再次进行SDR分配迅速达成共识,IMF于当年8月进行了第三次SDR普遍分配,分配了2500亿美元的SDR(1612亿SDR),并于同年9月进行了一次额度为215亿SDR的特殊分配,将全球SDR总量提高至2041亿SDR。此次分配被认为是危机救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发挥了SDR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经济、金融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Q:当前资金回流亚洲,市场波动率下降,这对这些国家的央行意味着什么?未来哪些亚洲国家还可能有SLL的需求?

冈本:当前,3月时候出现的极端市场波动和大幅资金外流似乎已经放缓。有观点认为现在可能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但历史给我们上的宝贵一课就是,局势随时可能转变,4月情况有所平稳,但如果说这一趋势会一直持续还言之尚早,例如,若疫苗的研发和大规模生产有所推迟,可能会使市场情绪恶化。当前欧洲、美国的经济增速剧烈放缓,亚洲又极度依赖全球贸易,这本身就是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资本市场波动率开始下降,但还不能说暴风雨已经过去。我认为有需要的国家应该尽早来向IMF寻求帮助。

关于SLL,我们也在和一些国家进行非正式探讨,我们的担忧在于,那些今天还能满足SLL标准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极端事件导致其不再符合标准,这也会导致届时IMF可提供的工具变得不同(不同工具所需的成本也不同),因此我们也鼓励相关国家尽可能早一些来寻求IMF的帮助或建议。

Q:如何看待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脱节?

冈本:近期美股创下新高,回到了2月的高位。市场本身就是前瞻性的,会预计6~9个月以后的市场情况。当前市场表现也反映了很多预期,例如“V形”反弹、央行流动性支持,等等。我不是投资专家,但现在市场所预期的走势最终需要实际数据来进行证实。如果投资者认为V形反弹不再是一种可能,届时市场是否会出现下挫?也正是因不确定性巨大,也应保持谨慎的态度。IMF正在监测,金融市场的回撤是否会对金融体系产生额外的紧张压力,以及这种压力会否传导至实体经济。我们不希望看到额外的金融风险冲击实体经济产出。

Q:亚洲是否会出现“V形”复苏?

冈本:IMF的评估显示,我们现在仍然面对很多不确定性,事情的最终结局和我们的预测仍可能大相径庭。例如亚洲,其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各国面临的供应链冲击、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可能会和疫情引发的公共卫生冲击一样严重;如果美国、欧洲、中国等国家成功重启经济,那么亚洲国家也将会从中受益。

我们希望世界经济尽快重新增长和繁荣。关键在于,当公共卫生冲击发生时,各国需要以正确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当前各国都小心谨慎地重启经济,确保重启是可持续的,并且可以重新激发经济活力。如果一切顺利推进,那么这将有助于亚洲经济的增长。

Q:二季度亚太地区可能遭遇更严重冲击,但较快控制住疫情的中国可能会是例外,如何评估中国当前的情况?去全球化、贸易摩擦将会如何影响中国?

冈本:中国很好地管控住了疫情的传播,采取了快速的行动和政策措施稳定事态,因此中国的复苏进程会更快,我们也希望更多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国家也果断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防控措施,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复苏。但很多国家仍只是在进程之中,我们目前很难作出明确判断。就经济而言,第一季度中国经济的表现符合我们的预期,但其他亚洲经济体的表现差于预期。中国经济的确在复苏,但也仍在低位。

就贸易而言,如果能够持续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那么世界会更加繁荣。在疫情期间,如果全球供应链能够具有灵活性和韧性,那么我们都将会受益。因此供应链适应紧张形势的能力至关重要。未来,我们需要全球保持互联互通性,贸易是由全球需求决定的,因此我们要的不是一个中央计划型的全球贸易体系,而是一个灵活、可满足各贸易伙伴需求的国际贸易体系。

Q:中国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会受到影响?

冈本:中国香港拥有非常具有竞争力的金融部门、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和治理模式,也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同时,中国香港对于外资进入中国内地、走向全世界都起到重要的金融走廊作用。因此中国香港仍将会是重要的亚洲金融中心。至于未来美国会采取的一些措施将造成何种影响,我们仍需要观察。

Q:如何评价各国的政策反应和有效性?随着经济重启,各国政策支持是否需要转向?

冈本:IMF的员工每天都忙于应对大量的成员国需求,过去三个月的成员国纾困量对IMF而言是史无前例的。仅仅几个月就要应对如此大量的需求,可能IMF和各成员国之间的双边监督(BilateralSurveillance)会有所推迟,但我们希望在未来几个月加速推进这一进程。至于各个成员国推出的刺激政策是否有效,我们会在未来的双边监督过程中进行探讨评估。

根据IMF的技术经验和专业评估,我们希望帮助国家明晰在何时需要采取何种政策。当前各国试图重塑增长,相比起3个月前的抗疫阶段,此时各国可能需要减少一些政策刺激,否则可能会产生扭曲作用,导致早前政策支持产生的积极效应反而可能被抵消。但很显然,这需要根据具体国家的情况来评估,未来各国都需要仔细校准所要推出的政策。

新兴市场需慎待QE

Q:仿效发达国家央行,此次一些新兴市场也开始了资产购买计划。但新兴市场的情况和发达国家情况较为不同,你们如何评价量化宽松(QE)政策在新兴市场的效力?

冈本:QE对发达市场是一个有效的措施,原因在于,发达市场的收益率曲线一般比较完整,央行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一些新兴市场成功推行了QE,但也有一些国家会发现,QE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多。

事实上,QE本身还不是一个能被完全理解的货币政策工具,具体市场传导机制如何尚难下定论。我认为所有央行都要谨慎对待,不论是否在这方面有经验。我们希望帮助各国理解相关的政策行动,并帮助各国寻求理想的政策组合,资产购买的影响比一些国家想象的更加复杂。

Q:此前印尼央行就通过一级市场购债,这是否存在什么风险?

冈本:印尼央行此前已获得议会批准,可以在一级拍卖中购买政府债券,最高可达拍卖规模的25%。它还从二级市场进行了公开市场购买。迄今已增加了167万亿印尼盾的债券所有权。

印尼拥有非常大的全球投资群体,因此这种操作将会提供较大的帮助。印尼需要非常仔细地与市场进行沟通,同时要有非常清晰的市场框架,并使其能被市场参与者所理解。这存在较大难度,因为资产购买对印尼而言属于新的工具,需要逐步让市场理解。印尼政府明确表示,这次新政策不是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而是旨在使得市场运行更加顺畅。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意图。

就亚洲整体而言,我们认为该地区各国应该要运用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尽管财政空间有限,此时央行需要提供政策支持,当前政策合作非常关键,但同时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央行独立性。

Q:疫情导致不少原本就债台高筑的国家负债率进一步攀升,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也因此大幅削弱。此前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G20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已经宣布暂停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债务偿还,包括“一带一路”的国家等。但如果债务违约规模不断扩大,IMF会否介入来制定相关债务重组等规则?

冈本: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全球债务就不断增长,而疫情也导致债务越发严重。换言之,过去3个月发生的一切让债务前景更加恶化,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也很多,例如危机爆发前各国负债率就较高,疫情导致多数国家剩余的政策空间更加有限。债务来自各个方面,当然其中就包括中国债权人,还有例如私营部门债权人、主权债务债权人、全球资本市场等。

关键在于,我们要有清晰的贷款规则,确保贷款是可持续的。但现在债务是否可持续难以辨别,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前景、金融市场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遵循上述规则。因此对于IMF的项目而言,这种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对于那些债务不可持续并寻求纾困的国家,我们需要进行债务重组。若巴黎俱乐部债权人和中国这样的非巴黎俱乐部债权人进行合作,这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如何保证合作无缝对接,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Q:近期各界在探讨疫情下“数字化QE”的可能性。Libra已经推出了2.0版本,如何看待金融稳定问题?

冈本:一方面,Libra可能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汇款速度,但同样也面临一些风险,例如反洗钱问题、金融稳定风险等。因此各方都需要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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