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新闻 > 阅读周刊
  • 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分享到微信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的“发现”,
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科举时代失败的读书人,往往成为王朝的掘墓人

第一财经 2020-07-25 10:13:38

作者:彭晓玲    责编:李刚

科举考试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上升途径,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落榜考生也是令朝廷头疼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

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注重“他者的眼光”,域外汉学研究很受关注。与史景迁等人一样,宫崎市定的历史写作通俗易懂,引起了一股译介热潮,中译本已有二三十部之多。《科举史》译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云超解释“宫崎热”兴起的原因时说,除了能把学术著作写得“火星人都能看懂”,他的视野还非常宽广,尤其注意把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围,让读者清晰地看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宫崎市定写的不仅是一种考试制度,而是把科举制度放在官员选拔的角度来考察,对重新看待科举制很有启发。”他认为。

宫崎市定(右)与唐长孺先生

科举制度也是“考试地狱”

第一财经:宫崎市定看待中国科举制度的视角,与国内学者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马云超:科举制度在国内学界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知网中检索“科举”,可以得到上千条结果。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五卷本《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是国内比较权威的研究成果。宫崎市定的这本《科举史》出版时间很早,然而,正是有赖于宫崎这一局外人的身份,才能够对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记述,对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也有比较清晰的定位。

《科举史》中有不少宫崎本人的创见。比如关于科举制度创立的标志,传统观点认为是大业年间隋炀帝设立进士科。宫崎则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创立之初,进士科在地位上远不及秀才科,而秀才科早在汉代就已存在,隋朝只是加以承袭而已。宫崎认为,九品官人法制度里的中正官停止职务的开皇三年,或是彻底废除的开皇十五年,可以作为科举制度成立的标志。不难看出,宫崎是把科举理解为取代九品官人法的官员选拔制度,九品官人法的终结意味着科举制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换言之,宫崎市定并非就科举而论科举,而是把它放在官员选拔制度的历史演变这一线索上加以考察的。

如果更进一步深入,宫崎这一观点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理论支撑,那就是京都学派的中国历史分期论,这一理论将中国的东汉到唐后期的历史称为“中世”,这一时代的特征是贵族制。尽管九品官人法的初衷是选拔人才,但在经历南北朝后早已成为维护贵族制度的工具,而九品官人法的废除、科举制的登场,正是为唐末五代贵族制度走向消亡、宋代以后进入近世的平民社会准备了条件。

第一财经:《科举史》中把科举考试比作“考试地狱”,你怎么看这个提法?

马云超:“考试地狱”首先是指科举制度叠床架屋般的考试流程。我们知道,明清时期狭义上的科举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三部分。但是,参加乡试必须具备生员的身份,而获得这一身份就是必须通过童试,童试又分成县试、府试和院试,只有通过这三场考试才能具备参加科举的资格,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不光如此,乡试之前还有科试,会试前后分别有举人覆试和会试覆试。即使是作为科举考试终点的殿试,其后还有相当于殿试覆试的朝考。设立如此繁琐的考试制度,初衷是确保科举的真实性和公平性,但对于考生而言无疑是一场漫长的噩梦。

另一方面,“考试地狱”还体现在科举的通过率很低,竞争十分激烈。考生想要金榜题名,不仅要通过程序繁琐的一次次考试,更要在千军万马之中脱颖而出。书中提到,唐朝就有“应试进士者百人,及第者一二”的说法;宋代应贡举的举人数量多达一万三千人,其中能够参加殿试的不到十分之一,落第者超过一万人。明清时期虽有“扩招”,但出现考试和任官脱节的现象,大量进士被闲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的人多了,但官职数量不变。因此,每次科考都会产生大量的落榜者。由于古代科举考试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上升途径,如何安置数量庞大的落榜考生也是令朝廷头疼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他们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

高考才真正实现了平等

第一财经:的确,宫崎市定也特别注意到,从唐代末年藩镇中的谋士到清末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都是科举失败的读书人。王学泰在《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也谈到元朝废除科举制后,大量底层读书人沦为流民,最后加入元末起义。从这些历史中是否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王朝无法为读书人找到出路,一旦这样的人多起来,可能就会成为动摇王朝统治的破坏力量?

马云超:实际上《科举史》中还提供了更多的落第考试的例子。比如,唐末的李振是落第的考生,朱温进入洛阳后,就是他鼓动把三十多名公卿扔进了黄河。宋仁宗时期的张元昊是因为科举不第而投靠西夏,做了李元昊的幕僚,后来在边境纷争中让北宋大吃苦头;神宗熙宁年间的徐百祥,也是因为科举失意而勾结交趾王,引发了南方边境的兵祸。1905年,清朝废除科举,也被认为是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读书人本身很难直接成为动摇王朝统治的力量,俗语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一个王朝走向末路时,它的社会矛盾一定是多方位的,多个阶层都被赶到了统治的对立面。在这些对立阶层中,读书人可能只是一部分,但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他们的结合可能使反对者的势力呈现几何倍数增长,比如朱元璋必须有刘伯温这样的谋士帮助才能起兵成功,否则单纯的农民起义是很容易被朝廷剿灭的,因为农民没有具体的目标,需要读书人去帮助提供。从这一角度而言,如果一个王朝无法为读书人找到出路,确实很可能成为动摇王朝的破坏力量。

第一财经:古代平民通过科举制度实现阶层上升,但《科举史》中也说,清代考生身份上还是有“四民”限制。从这个角度讲,高考制度是不是才真正为阶层跨越提供了机会?

马云超:我们常常比较含糊地使用“古代科举制度”的说法,但科举制度作为一项延续1300多年的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公平性层面上更是如此。以唐朝为例,底层民众能够参加科举的比例其实非常有限,当时的考生主要来自崇文馆、弘文馆、太学、四门学等高等学府,而这些官学通常只接收官员的子弟。即便通过了科举考试,在任官前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即“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吏部被称为“贵族的牙城”,有多少平民子弟能够通过铨选就不言而喻了。直到宋朝以后,伴随贵族势力的消亡、平民阶层的上升,加上殿试成为定制,吏部的铨选沦为形式,科举制度才真正朝着公平化的方向迈进。但即便如此,在科举制度鼎盛的清代,考生身份上依然有“四民”限制,这些限制有些源于考生自己,有些则是源于考生的家庭背景。从这一角度来说,今天的高考制度确实可以说是给所有人提供了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每当有替考、舞弊等事件被曝光时,往往就会群情激奋,因为破坏了高考制度最基本的公平原则。

当然,公平性固然重要,但多元的上升渠道同样重要。前面提到,科举落第者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这些人的问题其实绝大多数并非因为机会不公平所致,而是在以考试为选拔形式的科举道路上无法找到自己的希望。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具备多元的阶层跃升通道,《科举史》里面也介绍了多种科举以外的官员任免途径,比如翻译科举、武举等,但这些通道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依然过于遥远。近年来,教育部门也提出要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的倾向,我认为也是在朝着多渠道实现阶层上升的方向前进。

宫崎市定历史观的现实意义

第一财经:《科举史》是1946年在日本出版的,为什么70多年过去了,还有必要被译成中文?

马云超:宫崎市定是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者,在日本名气很大;但在中国,直到他去世的1995年前,几乎都没有什么影响。上世纪60年代,社科院曾以内部读物形式翻译出版过他的论文集,当时对他的定性还是一个“用心险恶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

2000年后,国内陆续出版过一些宫崎的作品,反响都不大。真正意义上的“宫崎热”是从2015年的《宫崎市定中国史》开始的,此后译著不断面世,比如《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宫崎市定解读史记》《东洋的古代》《宫崎市定人物论》等等,几乎每一种都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年龄段读者的喜爱。

中国出现“宫崎热”的原因是什么?换言之,宫崎市定的学术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首先,宫崎市定的论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历史可能是门槛最低的学科,具备基本学识的人都不妨来高谈阔论一番。但非常奇怪的是,历史学专业论文又往往呈现出十分高深的架势,甚至带有些八股的味道,令爱好者们敬而远之。宫崎的作品恰好避免了这个矛盾,擅长将深奥的历史问题以平实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如果历史不能清楚到连火星人都看得懂,那就不能称为历史”。

另一方面,宫崎市定虽然是一名东洋史学者(日本学界将以中国为中心展开的历史称为东洋史),但他始终具有东西方交通的视野,注重东西方历史间的联动关系,宫崎所讲述的中国史,不仅是中国本身的历史,更是世界史中的中国史,让读者了解到每一阶段的中国史如何与世界史发生互动。当前,全球化的局势似乎走到了一个瓶颈期,民族主义开始泛滥,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找准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定位,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宫崎市定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眼光,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科举史》

[日]宫崎市定 著

大象出版社 2020年6月版

第一财经广告合作,请点击这里
此内容为第一财经原创,著作权归第一财经所有。未经第一财经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第一财经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021-22002972或021-22002335;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 第一财经
    APP

  • 第一财经
    日报微博

  • 第一财经
    微信服务号

  • 第一财经
    微信订阅号

点击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