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逝世170周年：文学研究者为何不喜欢他

8月18日是巴尔扎克逝世170周年，这位“人间喜剧”的作者，不知不觉也已成为熟悉的陌生人。他活得不长，写作时间也不过20年，却创作出90多部书，但其中至今最有名的，也就是仍被欧美一线国家的学校指定学生阅读的那几部:《高老头》《驴皮记》《欧也妮·葛朗台》以及《幻灭》。一开始或有偶然因素，后来则逐渐变成了必然，因为最发达的头脑、最敏锐的眼光，都朝这几本书聚集过去，把它们钉在了经典的灵床之上。大著作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就像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里卖得最好、印得最多、被赏鉴最多的，也永远是《在斯万家那边》。

芜杂、直接、粗鲁的想象力

奥尔巴赫在他的文学批评大著《摹仿论》里说到巴尔扎克时，就举《高老头》为例。他取了书中一个样本，即对一间破旧公寓的房间主人伏盖太太的描写，她清晨出现在饭厅，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人物和环境的一致：环境是肮脏的，简陋的，人也是憔悴的脸，肥胖的身材，身上衣服脏兮兮、暖烘烘的味道;然后，道德意味出现了，伏盖太太的外表、生活环境对应着她的品位低下、性格琐碎，“无精打采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像一个会假装恼怒，以便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也存心不择手段地讨便宜......”奥尔巴赫总结了一句:“她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示她的人品。”

巴尔扎克的描写，一方面是细而又细，从头到脚，各种穿戴一个不落；另一方面是没有系统的计划。他从不论证，他堆积式的写法，意在让笔下的画面形成“强刺激”，只是，他有一种无论多乱都能将一大段文字大致收束停当的本领。奥尔巴赫说：“巴尔扎克的所有作品都像这段文章一样，描写了自己对于环境，对于形形色色的不同环境的感受。”此话若是当真，则可以解释巴尔扎克何以不受文学研究者的喜欢。

确实，巴尔扎克是芜杂的，直接的，粗鲁的。他在咖啡因的作用下写作，显得很匆忙，写到哪里是哪里。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说，巴尔扎克“没有必需的生活经验，能使他的作品具有经久的价值；但他有一种生动活泼、取之不尽的创造想象力；他阅读了许多书，足以使他采用一种相当说得过去的风格，当时大多数轻松文学的风格，来从事小说写作”。可以说，写小说只是巴尔扎克的众多繁杂野心之中落到实处的一种。他像个风险投资家，拿自己的才华当资本，往他眼里的“风口”投过去；他缺少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气息，没有忧国忧民的意识，不太悲悯穷人，对卑鄙奸恶之人也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狄更斯在《荒凉山庄》里对伦敦的迷雾和泥泞地的描写，在《艰难时世》里对城市污染的描写，说起来也是以环境简单地对应人物的品德，但狄更斯的人文关怀却远比巴尔扎克更受称道。

但这是后来的看法，对同时代的人而言，巴尔扎克绝对是杰出的。比他大十几岁的司汤达，一般都说他的《红与黑》，是小说史上第一部完全抓住了“现代精神”或者说“现代感性”的作品，人所生活的社会及其心理，是怀疑、自私和充分世俗的，是为了金钱不顾一切的。对比于道德仪式感较强的雨果，司汤达可以醉心于人追求功名利禄的手腕，醉心于欺诈和背叛行为;而巴尔扎克所写的男男女女，无不具有狡猾的一面，他们有可能“机关算尽太聪明”，下场不好，但狡猾及其他种种负面性格，着实让巴尔扎克付出了他全部的激情。正是出于这种激情，奥尔巴赫所观察到的在人物与环境之间所建立的“对应“”可互换性”，在巴尔扎克这里才成为如此不假思索的操作。

像动物学家那样给人类分门别类

巴尔扎克和司汤达都是被1789~1815年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催熟的作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分工细致的社会环境下，一个作家，比如说，为了写一个有关银行工作的画面，而去一家银行蹲点观察了两天，那会被认为是敬业和专注，是对读者负责。然而，巴尔扎克却把他所看出来的纷繁的现实作为整体来一举把握，这种大胆、自信，是开创者所拥有的优势，很少犹豫不决，想写什么就但写无妨，“失真”的危险对他来说不必挂虑，反正有沃尔特·司各特的传奇故事在前，那不就是文学?他缺少论证，缺少对自己写下的文字的审查，一贯地滔滔不绝。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雨果和狄更斯身上，而巴尔扎克显然更其严重。

福楼拜对巴尔扎克有一句妙评，大意是这样的：“他要是懂得写作的话，将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啊。可是这是他唯一的缺陷。说到底，一个艺术家是永远无法达到如此的成就，也不能这样宽广。”这乍看是讽刺巴尔扎克并不懂“写作”，但细品之下，好像又是在肯定巴尔扎克的成就突破了艺术家的限度。确实，这个粗犷、武断的男人像个原始人，不像后来的文字艺术家那样多少顾虑“艺术”的要求。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直接就把人与动物做了类比:

“造物主只采用了唯一的一种模式来创造一切有机生物。动物是一种本原，只为适应它所处的生长环境而采取自己的外在形式，或更确切地说，采取各自不同的外在形式。社会不也是根据人类进行活动的不同环境，将人类划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就像动物学把动物划分成许许多多类别一样吗?”

士农工商，学者，官员，政客，水手，诗人，神职人员，律师，社会闲杂人等，在巴尔扎克眼里都像一些动物，动物是“活物”，按照20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看法，植物是蓄能的，动物则是用能量来做快速动作的。巴尔扎克的人即是如此，一直在行动，那种大段的内心独白根本不是他们的擅长。人生是简单的，就是为钱而奋斗。

在历史选出的几本巴尔扎克的代表作中，《幻灭》可能最值得重视。这部开始创作于1836~1837年的小说，出版不久就有了英译本，它的副题为“一个来自外省的伟人的巴黎历险记”，讲吕西安在巴黎奋斗的故事，及其与女演员高拉莉的关系。就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中放置一个相应的人物——伏盖太太一样，巴尔扎克把吕西安置于他的“舞台中心”，他的俊美和野心都让人想起了于连·索黑尔;他想跻身作家行列，可是要在作家小圈子里保持位置需要付出太多，于是他发现了在小报上写文章可以更快成名，就此，他进入了新闻业。而新闻业的整体品格也被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代表——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对应。

但是，《幻灭》中的世象描写却能突破时间的界限而引起持久的共鸣。文字是市场中的一种商品，写作者要成名成家，需要暗箱交易，需要在道德上不断妥协，需要同重要人物搞好关系:吕西安跟着罗斯多去一些时髦场合，眼看着这位名记到处受到欢迎，美女为他慷慨解囊，剧院为他留出专座。所以，只有放下道德包袱去同流合污这条路才是最为可取的。

也许《幻灭》的第三部最有价值，那里写了吕西安的妹夫，在安古兰末桑树广场上开印刷所的大卫·赛夏的故事。大卫跟吕西安从小就是朋友，出身卑微，现在，他为了改进纸张和印刷工艺而艰辛工作，可是在生意场上，这个生性比较老实的人却左支右绌。这一部分中，有大量的内容是让马克思大感兴趣的，比如巴黎和外省诉讼代理人的业务，银钱业的经营法——巴尔扎克在书中直言，银钱业有许多业务“，单单挑出一项来好好描写，绝大多数的法国人就会觉得像读一章外国游记一样有趣”。这绝非虚言。大卫·赛夏是个倒霉蛋，他是文字印刷技术缓慢起步阶段的一个失败者，然而他才是担负了进步的重负的人。在这里，巴尔扎克兑现了他的许诺，即书写那些被历史学家忽略的历史——风俗和道德的历史，而他像动物学家那样给人类分门别类，画出各种类型，叙述他们的私人生活戏剧，给社会名物做出考证，同时将善恶登记在册，诸如此类的工作都体现出了价值。如果有人觉得巴尔扎克不适合再读了，那么起码马克思，或者格奥尔格·卢卡奇，都会为他正名。

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也都表露过对巴尔扎克的敬佩，以及自己曾潜心学习过他的写作，不过平心而论，这些后继者至少有一点比不过巴尔扎克:他们都写过一些真正可称为“冗长”的、挑战人的耐心的文字，而巴尔扎克即便书都很厚，一本书写四五百页或更多是常事，但很少会让人感到读不下去。在警惕感伤主义、絮叨和无病呻吟这方面，巴尔扎克实在高出于19世纪其他作家一头:雨果式的长篇宣讲，或者司汤达在《巴马修道院》里那些似乎因不知如何收尾而越堆越多的文字，巴尔扎克是不会写出来的。

从以上关于《幻灭》的叙说中，我们也看到了，巴尔扎克并不是只有编故事的本领，他是掌握了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各种知识的，只不过，三教九流的人都奔着利益而去，也都像动物一样去寻找自己适应的环境，或者——让我们在一个更积极主动的意义上使用“适应”一词——将环境“适应”成他们感到很适应的样子。他们奔着一种十分趋同的世俗理想而去，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的理想则实在只是幻觉：很多人仍活在拿破仑时代的感受力之中，觉得外敌“亡我之心不死”，威胁着他们伟大国家的稳定。这种幻觉同他们个人的目标是不冲突的，一样激励着他们去搜寻资本主义的种种迷人的秘密路径，走出自己的成功人生。

揭示人类灵魂，将其一把剥到赤裸

动物还有一重属性，就是非道德。将人看作动物的巴尔扎克，因为他的非道德而备受批评。1846年10月，在一封写给希波利特·卡斯蒂耶的回信中，他为自己作品的道德一面做了辩护，他说，如果“人间喜剧”的读者对恶行产生了同情，那么这说明小说是成功的。他有两个论据，第一涉及真实性，巴尔扎克讲，人的确就是行为不端的，他作为一个风俗作家，要是写更多的好人、善人、贤达之人，就是在撒谎“。人的倾向就是堕落”，他说，要是照着人真实的样子来刻画人，那么这个人不可能成为受到敬拜的道德榜样。善人才是社会现实中的例外。

第二就是关于小说的“艺术效果”了。人的奸诈狡猾是促成“戏剧”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戏剧，小说能吸引多少读者呢?要想成功地塑造一个有较高的道德底线的人，还不让他沦为失败者，这是一桩极其艰巨的任务，起码来说，是巴尔扎克无法承担的任务。相反，他擅长书写的是不断堕落的人在身体和心灵上的挣扎，这挣扎救不了他们，却为故事和人性增加了一层可以想象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幻灭》中的一个情节做了最好的说明:当吕西安的编辑强迫他写一篇文章，去极尽恶毒之能事地攻击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从而制造热点、给报纸提高销量的时候，吕西安照做了，但他在文章发表的前夕去敲了那部作品的作者的门，恳求他的宽恕。

不过也不用把“良心发现”这样感性的词汇用到巴尔扎克的人物身上。要记得他们到底都是巴尔扎克的创造，他们每个人都是被摆布的，唯有巴尔扎克自己不受摆布——在一个欺诈横行的社会里，只有他不会被欺诈，与此同时，他又那么敏感于故事本身的效力，敏感于戏剧对他人的欺诈力——让他人觉得这写的都是真的。《孙子兵法》里有一句话，可以不太工整地套到巴尔扎克的小说上：“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别人，却不被别人调动。

勃兰兑斯就巴尔扎克写了整整六大章节，除了述说他的生平和创作外，在点评时是用了很多贬义词的：“他的风格是飘忽不定的。有时庸俗琐碎，有时又夸大其词。风格方面的缺陷是严重的缺陷;因为艺术和非艺术的区别，正看能不能坚决排斥貌似我们所谓的风格、其实相去甚远的一切。何况，在具有敏锐的修辞感的法国人的眼里，这更是一种特别惹人反感的缺陷。”可是勃兰兑斯随后就说，巴尔扎克逝世后，他的作品得到了法国国内外更多的阅读，尤其是在国外，当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别的语言后，读者就很容易原谅风格上的毛病，而去关注“作品的珍奇瑰丽、引人入胜的特点......受过教育的意大利人、奥地利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等带着一种纯真的快感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于他风格方面的不匀称是漫不经心的”。

这段述评，几乎可以完全用来评价比如莫言这路总在主张“讲故事”的小说家取得的成功——外国读者对莫言小说的认可，就是基于其所讲述的故事，而风格上的那种粗糙杂糅，“不讲究”，对于一个非中文读者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掉的。

巴尔扎克在揭示人类灵魂，将其一把剥到赤裸的地步方面，绝对是天才。但现在读这些灵魂，我们虽依然不会感觉乏味，却会把更多注意力投向作者本身:他那些人物像他一样，常常陷入对别人灵魂的揣测，对别人生活的沉思和联想。对灵魂的审视，在他这里是小说家基本的修为，他就这样时时出神，忘记了自己在哪里，要做什么。不能不说，这一习惯铸就了他的弱点。因为，正如勃兰兑斯所说，他对时代的社会观念和宗教观念的考虑太少了，“而那些观念很早就激起了乔治·桑的热情，并对维克多·雨果、拉马丁和其他作家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无怪乎他如此熟悉现实，能像绘制画卷一般地书写社会，却一直是个天主教徒和保皇派。

对他最好的定位，还是出自他自己之口：以小说做一座桥，去沟通社会最高层和最底层。其实狄更斯也是这么做的。对他们来讲，小说是一种把大相径庭的经验互相传递、互相交通的手段，“在卢森堡花园和下面的地下墓穴之间建立一座螺旋楼梯”。但这里不存在什么“揭露社会阴暗面”“戳破上流社会的美丽面纱”之类的意图，这里只是关乎戏剧，关乎故事。不过既然已经过了这么久，“桥”这个象征就不是最合用了，现在再读巴尔扎克的感觉，不像是踏上一座桥，而像是踏上了一台功能齐全、视野良好的时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