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的出版商和书店：生意人与思想启蒙的双赢

1953年2月13日，亚东图书馆因“出版‘托派’书籍”被上海军管会宣布停业，所有书籍没收销毁。自此，仅40年历史的亚东图书馆消失。

“亚东图书馆是历史贡献卓著的书店，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清朝》《少年中国》《甲寅》等很多刊物都是它出的，‘五四’新锐的诸家《文存》也是它出的，你说功劳不大吗？但它也是一家倒霉的书店。”在谈论亚东图书馆的兴衰时，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感叹，亚东的崛起得益于陈独秀、胡适两位风云人物，这种助力，如同蔡元培之于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之于生活书店。陈独秀、胡适对亚东的帮助不可替代，但亚东被取缔，也是因为陈独秀。在其历史上，亚东出版书籍先后遭到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的查禁。

1913年，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在上海创办亚东，其前身为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作为一家出版机构，亚东图书馆以标点古旧小说而出名。鲁迅曾说：“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作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虽只存活了短短40年，却出版了一大批经典图书，与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思想和思潮史、中国现代学术的演进密切关联，也留下代表着精益求精和创新的“亚东精神”。

近日，在艺联合云杪文化发起并主办的“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大型巡展，以新发现的亚东图书馆藏陈独秀、胡适系列文献为契机，梳理探讨新文化运动对百年中国的深刻影响。尤其是《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既是20世纪初新思潮仁人志士友谊的见证，也是重要历史时期大变革的重要见证。

河南大学副校长、教授张宝明梳理这段历史时发现，亚东的成功在于，它是生意人与新文化运动启蒙者相互结合、实现双赢的经典案例。亚东利用图书、报纸、杂志等多种媒介，用各种形式招徕读者，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

结合市场与思想的出版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曾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中说：“（启蒙运动）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出版是社会变迁中不容忽视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因出版物而兴起，且在出版行为过程及结果中具体呈现。

谈及罗伯特的观点，张宝明认为，“出版商的投机”应翻译为“出版商的策划”，“陈独秀、胡适都参与过亚东的图书策划。可以说，在中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史上，不仅仅是一群思想家、史学家的呐喊，在这些思想和运动之外，还有出版这样的生意存在”。

亚东图书馆是陈独秀一手促成建立的，他还起草了《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汪孟邹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见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

在当时，出版不仅是一门好生意，创办书局和报刊，也可以向民众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孙中山将《孙文学说》及即将创刊的《建设》交给亚东，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傅斯年的《新潮》也在亚东出版。尤其有了蔡元培的支持和北京大学出版部的襄助，亚东图书馆在新锐作家和学者群中获得极大名声。

“汪孟邹作为一个出版人非常会经营，他实现了市场和思想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近代出版史和思想史上双赢的典型范例。”张宝明认为，此次展览中首次出现的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手稿，恰是汪孟邹精明的体现。

汪孟邹将两位老朋友引斗在一起，造成一波三折的思想交锋，这在张宝明看来，是从生意手段、营销手段出发所做的一次谋划和策划。序言的任务分派给陈、胡二人，之后又以交换阅读的方式，引出更为深层的“双答”。

“出版社这古灵精怪的策划，博足了眼球。好戏无需等待，就在接踵而至的‘答’，这岂止是一答了之，显然是思想上的你推我搡。”张宝明说，“中招”的陈独秀往外拉胡适加盟自己的唯物史观，胡适也拼命将陈独秀往里拉，靠近自己科学的人生观。两位知识分子的笔战，成就了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科学与人生观”思想论争。

徽商精神苦心经营

“徽州人向来只有两条路，一是经商，一是读书。”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天根认为，汪孟邹与胡适、陈独秀都是安徽人，胡适和汪孟邹的故乡都是徽州文化重镇绩溪。从这个角度讲，胡适是用徽商的精神在经营、构建自己作为学者的一生，汪孟邹作为亚东老板，无论做书局还是出版，也延续着徽州书商的路径。

他观察到，亚东从一家小书商逐渐成长，就是借助了当时的政治风浪。每一部文献的出版，都顺应了当时人们最关注的热点话题，“因为和政治文化走得太近，兼有新知，所以亚东的发展，也是因为安徽文化地域上成长起来的两个具有慧心眼光的人”。

徽州人的经商传统，常常是整个家族齐上阵。被誉为标点古籍第一人的汪原放，是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同仁名录》上记录的46人显示，这46位职员多来自安徽绩溪。

胡适和陈独秀，都将亚东视为可信赖的阵地。胡适每到上海，几乎都住在亚东为他所设的居室或办事处。陈漱渝记得一些历史细节，“陈独秀在亚东约了一帮共产党的朋友在那儿聊天、座谈，国民党看在眼里。胡适在亚东跟他的情人会见，胡适太太醋意大发，最后去闹，把胡适的版权转移到了商务。”

王天根则对胡适与亚东的深厚情谊感叹，他曾在《关于胡适在亚东出的第一本书》中写过，胡适早年留学美国时并没有什么名气，是汪孟邹帮助他发表文章，甚至帮他解决经济困境。胡适回国之初，曾想过去二流学校任教或是当记者，最终能到北大任教，也是汪孟邹帮他向陈独秀力荐。

据汪原放回忆，1913年至1918年，亚东只出版了六七种书籍，很不景气。胡适在1919年将《中国哲学史大纲》手稿交给商务后，又翻译了四五篇小说，凑足一本小说给亚东，就为促进亚东的出版发行。对于亚东，胡适始终有投桃报李的想法。

在学界看来，汪孟邹是近代中国较早投身出版业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功臣之一。正是因为汪孟邹这位牵线人，陈独秀与胡适才得以相识。在一个艰难时世、营业不易的情况下，亚东坚持不出“烂污书”。

张宝明认为，对出版商而言，出版启蒙书籍是一门生意，是对思想市场的投资，能让出版商获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能让思想走入社会，“出版社是思想与现实之间的中介，正是由于他们的介入，以及在出版、印刷、发行环节中的苦心经营，才使得启蒙成为一场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