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可辛:新女排的戏全部用素人，是我第一次

《夺冠》原本定于鼠年春节大年初一上映——假如你还有印象，2019年国庆节前后，这部电影的宣传海报就已遍布社交网络。

2019年是中国的大庆之年，中国女排更是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在世界杯全胜卫冕夺冠，一时令这部电影的关注度空前。

导演陈可辛在2019年圣诞节后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专访（原文刊载于《第一财经》杂志2020年1月），讲述了电影的拍摄过程和他自己多年来在内地拍戏的创作心态。《夺冠》经历过改名⻛波(原名《中国女排》)，本已是一次宣发受挫，但最终能拿到春节档这个⻩金票仓的入场券也算是不错的结果，所有人都充满期待。

当时，陈可辛携剧组一起亮相除夕春晚为电影预热的通告已经排好，次日电影大卖几乎没有意外。

然而不久后疫情暴发，春节档被迫取消，中国电影业经历了漫⻓且煎熬的6个月。好在，终于，今年的国庆档，电影上映了。

《夺冠》杀青前一天，巩俐终于拍了自己准备很久的郎平在中巴大战前一夜讲话的那场重头戏。陈可辛需要一些格局大一点的教练讲话，但在巩俐的人物理解中，郎平是不会说这些的，俩人讨论过很久，最终陈可辛同意让巩俐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演讲。

令陈可辛意外的是，5分钟的台词，一条就过了。“大家说怎么可能？所有人都围过来看回放，只有巩俐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镜头前，她是那种绝不看回放的演员。”陈可辛说，“而我已经好多年没拍过一条过的戏了。”

陈可辛在2019年拍了两部电影，都是体育类型。

一部是《夺冠》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的奋斗历程。另一部是关于中国最著名的女子网球运动员李娜的传记电影《李娜》。计划中，《夺冠》的热映也能为同年即将上映的《李娜》预热，进一步唤起观众的好奇心。

体育题材的电影在好莱坞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类型片。受欧美体育的市场化及社会价值观影响，体育片的风格普遍追求热血和励志，突出个人成长。但因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特殊性，体育在中国人心里承载了别样感情，它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直接相关，以至于中国的体育电影可能很难不拍成主旋律电影。

陈可辛选拍的两个故事都很有代表性：李娜是突破举国体制、遵循市场规律并在国际职业赛事中获得最高成就的中国运动员，她的经历戏剧冲突感十足；郎平则是中国女排获得10连胜的黄金一代核心人物，中国女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民族英雄一样的存在，尤其2019年国庆前夕中国女排以全胜战绩卫冕世界杯冠军，关注度空前。

筹备《夺冠》之前，陈可辛曾好奇“这么棒的故事为什么没人下手”，后来他才发现，体育片有一个天生的难点，合适的演员难找，而且比赛结果也没有悬念，怎么使观众看电影时能有像看电视转播一样的情绪，是导演得解决的难题。

最开始，陈可辛打算训练一群模特打排球，但模特的身材实在与运动员的力量感相差甚远，于是他们又去了省队，挑选专业的女排运动员学演戏，还说服了郎平的女儿白浪扮演年轻的郎平。

新女排的选角更艰难，毕竟不可能找到一个像朱婷的人来演朱婷，陈可辛跟郎平多次请求能否借几个队员来拍戏，经过数次协商获得了体育总局的支持，最终在打完世界杯后，郎平带着全队进了组。

“对我的导演生涯来讲，新女排的戏全部用素人这个是我没试过的，有些时候我都觉得有点像拍纪录片，但是纪录片不可能进到历史去看她们聊天，那个感觉很像偷窥，对我来讲还是挺特别的。”陈可辛说。不过队员们毕竟时间有限，最后的方案是每天拍摄十多个小时，不到二十天拍完了全片占比不小的新女排戏份。

“陈可辛的理念是每个人都是会演戏的，不能让演员来演剧本，任何演员来演剧本一定会演得很假，应该让剧本去写演员。”参与了《七月与安生》《喜欢你》《少年的你》编剧的李媛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陈可辛会要求编剧全程在剧组，跟着演员的状态改剧本。

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复原场景也是陈可辛的坚持。《夺冠》原本计划的拍摄场地在漳州女排训练基地，但因为时间原因，剧组没办法调动大队人马去漳州，只能在北京郊区找了一个废弃的农药厂搭建场地。可新地板哪怕经过了做旧处理，颜色也跟老基地不同。幸亏运气不错赶上漳州基地拆迁，剧组就把老女排们真实滚过的地板全部买下运到了北京——这些场景上的复原有效地激发了演员的情绪。

2019年年底，《夺冠》已经小范围内做了几场试映，反馈优秀。陈可辛仍保持清醒，“老实讲，观众是在用情绪看电影。以前我们编剧和演员在现场吵逻辑，我总是说，电影是没有逻辑的，只要你好看，情绪带到了，观众就会忽略掉不合理的地方。”

至于情绪应该怎么制造，陈可辛也说不准。他回想当年拍《武侠》，自己在现场嗨得不得了，然而观众完全不买单，“观众是谁你永远不知道，你只能把自己当观众，所以我拍电影一定要先感动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的成功率好像还算高，不过真的不能保证。”

《夺冠》编剧张冀从《中国合伙人》开始就是陈可辛的固定编剧。陈可辛一直觉得，正是因为认识了张冀，《中国合伙人》才成为自己内地拍戏的分水岭。

陈可辛曾在一档访谈栏目中提起了他最早对北京的印象，“变得太快了，很没安全感”。当时的内地市场对他并不友好，能拿到投资的只有“大片”。“内地电影公司一开始很喜欢找我拍讲时尚圈、娱乐圈那种很虚的爱情戏，但这些题材在香港通常是行不通的，《金枝玉叶》是个可一不可再的特例。”陈可辛说。

那么，是迎合市场拍自己不太喜欢的古装大片，还是继续自己擅长的现实主义题材？陈可辛选择了前者，开始在古装大片里找自己与内地市场的契合点。但陈可辛本身并不是一个对技术、对动作有兴趣的人。拍《投名状》“很多时候不知道武打动作怎么拍”，是靠李连杰帮他沟通武术指导。

等到拍《夺冠》时，一到打球的部分，陈可辛仍然觉得自己是现场反应最迟钝的那一个。“我不懂什么球叫好球，那些是技术活，根本就不是我认为的美学，十几部机器，球一堆，我拍得很忐忑。”很多时候他都在问旁边的人，“你觉得拍得可以了吗？”

当然陈可辛也有自己的安全感，他知道自己的电影到最后看的不是这些漂亮的动作，虽然这些也需要好看，“我擅长的还是人物情感的部分。”陈可辛说。

但帮助陈可辛打开了内地市场的，还是动作大片。《投名状》的2.2亿元票房让他成为当时最会赚钱的香港导演，帮他赢得8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和3项台湾金马奖，还让他结识了黄建新。2009年，俩人在北京创立了“我们制作”工作室。

之后，“我们制作”又找到保利博纳总裁于冬，共同创立了“人人电影”，宣布3年拍15部电影，预期票房20亿元。但《十月围城》是双方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也是最后一部。那部电影虽然票房3亿元，口碑不错，但彼此价值观不同，陈可辛与于冬因此最终不再合作。再后来，他又拍了《武侠》，当时甚至觉得那更是“每一样东西都失败的产品”。

陈可辛也很庆幸，《武侠》商业上的失败逼着他终于回到了自己擅长的东西，他喜欢拍也应该拍的就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

一直到2011年的《失恋33天》上映之后，陈可辛才开始觉得现实题材有戏了，“《失恋33天》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实实在拍人的，而且是拍一些上班族，我觉得跟我当年在香港拍戏的感觉挺像，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做《中国合伙人》的剧本，开始觉得时代可能走到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东西上。”

陈可辛也在这股现实主义浪潮中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相对舒服的位置：用商业片的形式运作自己喜欢和擅长的题材，不依赖别人也可以在市场中找到生存空间。

《十月围城》之后，陈可辛就放弃了与大公司的绑定合作。“对我来讲自由是很重要的，我太清楚自己了，我一定要说了算的。想要说了算，只能自己做，而且做不了最大的（体量的电影）。当时我和博纳合作，野心大得不得了，几年拍几部，每部都是大投资，结果发现我真的不行。”

敢于主控项目的安全感还来自于陈可辛身后那支配备完善、战斗力强悍的团队。

还在香港时，陈可辛就不爱和同行讨论电影，一批香港导演北上之后，林超贤、杜琪峰、王晶等也大多还处于拍类型片的商业圈里，“做朋友很好，但是聊电影真的聊不了。很多时候媒体说港片也都不提我，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陈可辛说。

但很难得的是，经过几年在内地的经营和寻觅，陈可辛终于在这里凑齐了一群与自己气质相投的合作者。现在，他的剧组已经不太有生人了，大部分的合作者都经过了五六部戏的磨合。

陈可辛也比他在香港时更加依赖编剧。后期剪辑时他总会把编剧也叫来，商量某个镜头可不可以剪掉。“编剧可能会在细节里埋一些比较地域文化的东西，我不一定能理解得那么透。”他说道。

但陈可辛有自己对审美趣味的坚持，“我一直觉得我最倒霉的就是晚生了10年，非常不喜欢自己经历过的香港1980年代的审美。我喜欢的所有人、所有歌都是1960年代的，Bob Dylan、Beatles、美国的学生运动，那些才是火红的时代。但等我成长起来，已经全是disco的那种东西，整个世界的品味好像都堕落了。当时香港很迷日本风和近藤真彦，都喜欢得疯了一样，但我觉得满街的日本东洋货都很土，所以我整个1980年代是没有购物的。”这种“生不逢时的遗憾”也是陈可辛想拍《夺冠》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排的故事正好开始在1980年代，整个中国百废待兴，朋友描述的北京的1980年代像他喜欢的19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