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疫之世的半副药方

在新冠肺炎疫情百年量级的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沉疴。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碎裂，传统的经济治理工具失效，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

值此大疫之世，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了半副药方。10月12日，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B. Wilson）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摘得诺奖桂冠。他们的学术成果表明，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设计，能够更有效地推动宏观经济的变革；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济学有望对社会发展做出更丰富的贡献。

虽然这半副药方难以直接根治全球经济的伤痛，但是沿循两位学者的智慧启迪，更多的良药有望从时代与实践中涌现。我们认为，面向经济新动能的数字经济学，优化社会和国际公共品供给的公共经济学，以及积极吸纳创新实践的“弹性经济学”，或将贡献出更多的经济“抗疫药方”。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料将在全球格局的新一轮重塑中抢占先机。

当前世界不仅深陷于新冠之疫，亦沉疴于经济之“疫”。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又一次与全球经济一起，站在了历史分水岭之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测算，全球新冠感染规模预计约7.6亿人。这将是超越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百年量级大瘟疫。在此冲击之下，全球经济亦深染重疾，其深层根基在三个层次遭到全面动摇。从发展模式来看，全球疫情的长期延续进一步削弱资源、人口、技术等要素的跨境流动，打乱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由此，“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稳定增长”的传统发展范式被瓦解，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从组织体系来看，全球疫情对社会民生造成非对称冲击，弱势群体遭到更为严重而长久的损失。由此，发达国家自上一轮全球化以来持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割裂进一步加剧，造成了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昔日全球化的领导者变为“退群者”，传统的全球经贸体系面临颠覆和重塑。从治理方式来看，面对这一轮经济重疾，传统的政策工具效力不足。尽管发达国家普遍采用了史上罕见的超宽松刺激，但是经济依然难有起色，反而形成“宽松依赖症”，政策力度稍有边际减退，经济数据和金融市场便应声回落。上述种种病症表明，旧药方难治新疾病，值此大疫之世，全球经济的现实世界亟需理论灯塔指引新航道。这也是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格外牵动人心的时代之因。

面对大疫之世，诺贝尔经济学奖拿出半副药方。作为经济学世界的航标，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日益失稳的全球经济，不断强化对现实世界发展模式的关注。例如，2018年诺奖花落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19年诺奖被颁给反贫困研究。2020年，经济学家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凭借对拍卖理论的贡献，击败众多发展经济学的名宿，摘得诺奖桂冠。这一结果粗看超出大众预期，但结合时代背景，则展示出两大思想启示。

其一，以微观机制撬动宏观变革。面对宏大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说前几年的诺奖获奖者都是“从大处着手”的话，那么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则选择从“从小处着手”，通过巧妙构建拍卖定价的“小机制”，对买方、卖方和政府形成同向的微观激励，从而推动多方合作，共同解决公共事业建设、产业发展等“大问题”。面向全球疫情时代，经济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公共品供给的优化，不仅需要高瞻远瞩的蓝图，同样需要扎实精细的微观机制，以打破“定价难、激励难、变革难”的负向循环，从小处拉动大变革。

其二，打造实践与理论良性互动。不同于许多深居象牙塔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两位获奖者是身体力行的实践派，将自身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进行了深度结合，从而实现了理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保罗·米尔格罗姆曾主持了美国联邦电信委员会的电信运营执照等众多著名拍卖项目的规划设计，并将拍卖机制从“信息对称”的理论束缚下解放出来，应用到“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世界，从而取得重大成功。面向全球疫情时代，随着众多传统经济理论和工具的失效，经济理论界亦亟待与实务界紧密合作，从实践中探索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总体而言，两位获奖者的学术探索表明，为了实现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最优兼顾，机制设计的细节非常重要。当今世界，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全球经济萎靡，保护主义盛行。从变局中开新局，需要注重细节、尊重现实、激励兼容的机制创新，进而为国际秩序重建、疫情防控与经济恢复创造条件。2020年诺奖，比较微观，可能没有直接提供解决当下问题的学术指引，但依旧提供了寻找长期出路的智慧启迪。

另一半药方，藏于时代与实践之中，料将决定全球格局分化。从更全面的视角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质是对经典理论的回溯性评价，因此其思想启示是也仅是药方的半副，另一半药方仍需要从时代和实践中寻找答案。沿循两位获奖者的智慧启迪，我们认为，未来三方面的经济学发展料将贡献更多的“良药”。

其一，数字经济学。在百年量级的疫情冲击之下，人类社会也迎来了数字经济崛起的百年机遇。一方面，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升级正在激活增长新动能；另一方面，基于数字经济的新一轮全球化有望重新缔造全球经贸体系，重燃全球同步复苏的引擎。伴随着当前数字经济实践的突飞猛进，相应的理论创新有望展现勃发的生命力和重大的指导意义。

其二，公共经济学。全球疫情时代有别于传统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于经济体内部，疫情防治、民生保障等公共品能否有效供给，根本决定了经济金融的复苏节奏。对于国际社会，疫苗药品、国际规则、基础设施、科技外溢等国际公共品的生产和分配，料将深刻影响全球经济走向。

其三，“弹性经济学”。既然百年大疫已经使诸多传统理论框架和治理工具黯然失色，那么不如由此卸下僵化的历史包袱，构建更为开放、灵活、有弹性的理论和工具体系。特别是需要摒弃学派、地域与文化成见，回归以实践为准绳，积极吸纳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疫情治理有效区域的探索成果。

展望长远未来，虽然另一半药方的具体内容仍有不确定性，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相关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获得优势的经济体，将大概率在全球新格局中抢占先机。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钱智俊系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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