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渐成“双向道”，外资如何活用QFII、QDLP？

“双循环”下，金融更高水平开放是重点之一，中国正从早前的“引进来”不断过渡到“双向开放”，这也回应了众多外资金融机构的诉求。近期，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在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等额度和投资范围放宽等变化下，外资机构有了新的在华展业战略。

10月，外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近期计划分批次新增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约100亿美元。同时，正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试点的QDLP/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政策也将进一步扩大规模。而在9月25发布的QFII新规有序扩大QFII投资范围，新增允许QFII参与交易所融资融券、转融通出借、私募投资基金、债券回购、金融期货、商品期货、期权等。

在“双向开放”下，外资将如何活用QFII、QDLP等资质？

QD额度放宽有助外资发挥优势

“QDLP对外资而言至关重要。”野村投资管理总经理吴海锋日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7年开始，众多外资机构开始在上海设立外商独资企业（WFOE），并备案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PFM）。鉴于外资私募相较于本土机构仍存在本地化转型、募资等挑战，QDLP的资质有助于它们先进行差异化经营，发挥布局海外市场的优势。

例如，野村投资管理的WFOE于2018年1月在上海成立，而其4000万美元额度的QDLP则在同年11月被上海市政府核准。“在外商独资企业之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基金，采取主动策略经营日本股票投资并通过各种销售渠道卖给高净值客户。”吴海锋表示。一般而言，机构可通过QDII额度（仅针对公募型机构）投资海外众多不同标的，而QDLP是外资私募业务的关键部分，通过QDLP募集的资金可投到海外母公司的基金中。

近年来，QDLP无论是在额度还是在持续性方面都不断改善。QDLP是上海先行先试的创新项目，于2013年以来正式启动。第一、第二批额度分别为5000万美元和1亿美元，其间一度暂停；不过，2018年4月，外管局表示将稳步推进QDLP和QDIE试点工作，并将上海和深圳两地试点额度分别增至50亿美元。同年就有多家WFOE PFM的子公司获得QDLP业务试点资格和额度，并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到了2020年，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也推出QDLP试点，吸引了桥水基金、橡树资本等多家外资机构参与。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部分机构单家获得的额度已高达3亿美元以上。

此外，早前监管要求WFOE专门另设立子公司来发行QDLP产品，而目前已经可以不用多设主体。同时，鉴于QDLP整体额度仍有限，因此监管在对机构人员兼职方面通常会作一定的灵活处理，这也有助于外资机构管控成本。

吴海锋表示，QDLP对于外资机构的下一步展业至关重要。如今QDLP额度的不断增加和正常化，令外资机构获得了更多展业机会和资金来源。

众多机构已获得QDLP额度，包括全球顶级对冲基金和大型资管机构，如英仕曼、元盛资本管理、橡树资本、贝莱德、瑞银全球资产管理、黑石、惠理基金等。多数QDLP额度下的资金投向仍是欧美、中国香港基金，而日本市场则为少数。

吴海锋称：“野村通过QDLP将资金投入海外野村资管的基金，标的更多为日本高质量的上市公司。相比日本经济的增速，事实上日本有众多优质上市公司，例如优衣库、尤妮佳等。”

QFII投资范围扩大便利外资募资

尽管QDLP等利好不断，但比起“走出去”，对于在华外资私募而言，加大对中国境内资产的投研、销售能力才是主要任务，毕竟中国市场潜力巨大，而这也是外资巨头在华筹建投资实体的初心。

令众多外资私募感到振奋的是，日前QFII投资范围扩大，其中就包括私募证券基金，这也意味着初来乍到的外资私募有望解决“资金渴”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它们会怎么做？

“一般而言，QFII母公司每年都会用一定的自有资本扶持旗下的子公司（即“种子资金”），但早年因监管限制，在华外资私募无法获得这笔资金，同时外资私募起初在中国境内募资又存在一定挑战，”吴海锋对记者表示，”QFII新规于今年11月1日正式落地后，我们就可以获得母公司的资金来作为种子资金。”

当然，除了来自母公司的QFII资金，未来在华外资私募更需要争取的是来自其他第三方QFII的委托资金。随着全球负收益资产扩容，众多全球大型养老基金等都不得不下沉到新兴市场来寻求收益，而中国是必然的选择。但要获得这类资金，就要求在华外资私募能够以“业绩服人”。

因此，吴海锋表示，在监管政策不断放松的同时，外资机构自身也需要不断提升投研能力。

不确定性下外资看好中国市场

近两年来，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早年外界对通过QD类额度进行全球资产配置趋之若鹜，但近一年，QD类额度被抢的情况很少出现，相比之下，全球资本对“投进来”的热情更高。这与中国经济韧性强、中美利差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有关。

野村投资管理基金经理桑健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尽管当前“拜登交易”提振了全球市场情绪，但事实上中国更专注于自身的改革和发展，这也将释放长期经济潜力。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即使是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的背景下，中国仍继续发挥领导力；在新能源方面，中国与欧洲开展合作，目前太阳能发电成本已经基本达到了电网平价。中国此前决定，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外资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同时，更看好优质公司的成长性。“例如日本经济虽然在过去20年仅增长10%，但好的公司却增长高达3.8倍，因此我们更需要关注公司的能力，而中国有众多这种优质公司。”桑健称。

就目前的风险而言，海外疫情发展和疫苗后续进展都是关注焦点。11月9日的疫苗利好，直接导致英国股市向上熔断。辉瑞、BioNTech当日宣布其联合研制的新冠疫苗有效率超90%。桑健称：“90%的有效率的确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65%~70%，但现在谈论疫苗效力为时过早，在疫苗试验过程中，需要多轮临床数据，未来还有大量病例需要放进来，在量大的情况下数据是否稳定、是否会出现安全性问题才是关键，因此要到Ⅲ期临床试验结束后，才会有更多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