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姆·奥尼尔：对过去这个疫情之年的反思

现在想要评估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造成的后果或许还为时过早，尤其是因为未来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波折。一旦我们战胜了病毒，疫情对我们生活造成的某些改变可能就会变成暂时的。而在留意到这些注意事项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得出一些结论了。

第一，只要发现一种新的、高传染性和危险的病毒，我们的合理举措就应该是积极行动起来将其尽快消灭，而不是等待和寄望能了解更多。在疫情暴发的一年多后，许多采取最积极措施予以应对的国家（主要是亚太地区国家）的境况似乎都优于西方国家。

举个例子，最近澳大利亚的西澳省仅因为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就将珀斯市封锁了5天。相比之下尽管英国每天的新感染率都远高于1.5万例，但一旦有证据表明当前入院人数和报告死亡人数已经越过了高峰期，重新开放的呼声就会再次涌现。结束封锁显然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正如英国人已经认识到的那样，除非活跃病例的数量急剧下降，否则任何松绑措施都将是暂时的。

第二，一些国家的接种疫苗进度要快于其他国家。其中的早期领跑者就包括英国——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放松封锁的声浪为何会如此巨大。初步证据表明新冠疫苗不仅有助于减少重症，还能减少传播。这可能会变成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果疫苗能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疗效，则标志着这场疫情已经开始走向终结。但如果政府过早解除封锁，新的冠状病毒变异毒株对现有疫苗产生抗药性的风险就将增加。

第三，虽然首批获批的新冠疫苗是根据本来针对其他用途的研究改进而成的，但此次疫情很可能会永久性地优化从研究到临床试验和监管审批程序的整个疫苗开发流程。如果真能实现这一点，这应该有助于我们对抗未来的病毒变异株以及其他新疫情。

这场疫情也可能会提升制药行业的整体效率和生产力（而非盈利能力）。因此药企或许能比常规认知中更快地开发出新抗生素。

第四，新冠病毒危机表明政府可以在不扰乱市场的情况下实施比大多数人预想中更多的支出。虽然不断上涨的高政府负债水平引发了巨大的问题，但金融状况仍然波澜不惊（尤其是债券市场似乎并未受到干扰）的事实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政府在财政上的发挥空间可以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大。

这可能会对经济政策辩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欧元区是否应该取消将政府债务限制在相当于GDP60%的财政规则，到政府是否应该在一些以往并未插手的部门中保持长期存在。

比如说，在我看来很显然需要对政府的支出核算进行重大改革，从而明确区分投资和消费（或维护）支出。如果政府的投资支出是未来私营部门经济增长的源泉（尤其是在具有巨大正向乘数效应的领域），那么这次危机就表明对所有政府支出一视同仁是愚蠢的。这尤其适用于卫生和教育方面，但也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包括政府如何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至关重要的是，政府还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使用数字技术（正如它们应当确保普及教育和医疗一样）。除非每个人都能使用这类技术，否则一些重大的国家举措就不可能成功，比如新冠病毒检测和接触者追踪。

第五，无论疫情后远程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工作模式也将变得更加灵活。这将带来一系列积极的后果，包括大大减少人们耗费通勤时间、减少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压力，更大且更具“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甚至还可能提高生产力。

第六，危机加速了向技术强化型工具的转变，尤其是对消费者而言，从而令许多实体零售商的未来蒙上了阴影。因此政策制定者大概需要重新考虑税收的某些方面，包括从网上业务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这至少可以让许多传统零售商拥有更公平的机会以在我们的购物习惯中继续发挥自身作用。

第七，城市房地产（尤其是在那些大型城市）的功能将需要调整。这将需要对办公室、商店和住宅之间的空间关系以及交通问题提出新的理念。灵活和共享办公空间的理念很可能会深入到下一代劳动者的思维中。

最后，新冠危机加速了亚洲在全球范围内相对经济增长率方面的崛起，而中国则推动了该地区的崛起。因此中国的治理结构与西方国家治理结构之间的反差，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安排和双边关系处理方面，将成为许多领导人面临的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

（作者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财政大臣，现为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