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中国特色少子化和老龄化，可以这么做

最近，少子化、老龄化和生育政策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十四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今年“两会”上，关于生育政策的相关话题引起了很大的讨论，包括“两会”代表和社会舆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水平”。

最近几年，为什么关于放开生育和调整生育政策整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出现大幅下降，“少子化”的挑战扑面而来。

2016年，我们全面放开二胎以后，在2017、2018、201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实际上是持续在下降。我们发现政策效果远不及预期，根据相关数据，在2020年，中国新生儿的数量可能进一步减少，大约减少15%左右。

这个形势变得日益严峻，我们要分析：为什么中国少子化的挑战日益临近，或者说更加严峻？

大致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主力育龄妇女大幅减少。2016年以来，中国主力育龄妇女以200-300万人/年在减少，未来这个趋势还在加重，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少子化的挑战会更加严峻。

第二个就是生育成本的上升，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在抑制生育意愿，希望我们在相关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

第三个是新一代年轻人的观念变了。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和自由，我们有一个研究，把人群大致划分为三代人，就50、60年代是传统的一代，70、80年代是转型的一代，90、00后是现代人。70后80后作为转型一代可能还比较注重传宗接代、储蓄、节俭、奋斗、集体主义、延迟享受等等，但是到了90、00后这批现代人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什么叫现代人？就是他们不愿意结婚了、不愿意生育了，稍不高兴就离婚了，发达国家也走过类似的道路。现在，年轻人们更加追求个人的独立、自由和享受，抵制996。这其实有它的客观规律性。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少子化”有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的规律性因素，也有我们的政策因素。我们的政策做一些调整，是有可能缓解的。当然，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它可能会改变斜率。

第二个，我想强调的是：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不是总量问题，我认为是结构问题。

为什么是结构问题？我想给大家说一些数据，大家要记住关于中国人口的最主要的数据是：从1962年到1976年，这一批婴儿潮，一对夫妇大约生5-6个孩子；后来到了70年代末，我们的生育政策做了巨大的调整，原来是鼓励生育，从“人多力量大、人多产量大”变成了计划生育。

这是我们跟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的不同，因为我们有生育政策从鼓励到计划的大转弯，我们要客观承认这样一个现实。

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比如说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就是这批人年轻的时候干出来的。我们说的老龄化、少子化，就是这一批人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失去生育能力。

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算术题，1962年出生的这一批人现在多大年龄？59岁。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有关部门提出要延长退休年龄，因为发展到今天，这是必然面临的政策选择，主力人口、主力劳动力人群，正在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且，随着长寿时代到来、大家健康状况的改善、医疗条件的改善，肯定要延长退休年龄。

当然，我们可能会采取渐进式的延长退休年龄。

另外，1962年到1976年出生的这一批人，他们正在在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老龄社会，大家留意：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可能跟欧美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欧美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用了二三十年，它们是慢慢到来的。

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是怎么到来的？是加速到来、扑面而来的，而且就在“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扑面而来的，这可能是我们的老龄化、少子化，跟欧美、日本等很大的区别。

它给我们的时间窗口非常短暂，这个顶是尖的，不是圆的。我想，这是我们对老龄化、少子化的一个初步认识和对未来的推演。

如果我们保持现有政策不变，那么到2050年，中国的总量人口就会急剧萎缩；到2100年，我国的人口将会降到8亿，我们占全球人口的比例将从19%下降到7%。

更严重的是，中国老龄化的加速到来。到2033年，将会有20%以上的人口是65岁以上的，这叫“超级老龄化”；到2060年，1/3的中国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这个挑战是非常严峻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在老龄化到来后，社会抚养比上升，养老负担加重，社保压力上升，政府债务上升，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下降……

所以，大家看欧美和日本的政府债务为什么这么高，很大程度上是跟它的老龄化有很大关系的。

中国面临的少子化、老龄化挑战，除了自身规律，也跟我们的计生政策等有关，所以我想政策做适当的调整可能会有所改善，虽然改变不了趋势，但是可能会改变斜率，或者说能让老百姓生得起、养得起，提高幸福指数。作为学者，我们有社会责任呼吁。

我对政策的建议非常简单、清晰，就是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实在不行先放开三胎，让生育权回归家庭，加快构建生育支撑体系。

我们通过对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发现可能这5个政策的效果相对比较好：

① 进行个税的抵扣和经济的补贴；

② 加大托育服务的供给；

③ 完善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坦率来讲这一点我们跟欧美还有一定的差距；

④ 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⑤ 加大教育、医疗、社保等相关的支出，推动住房制度改革，让大家生得起、养得起。

（作者为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