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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刻意视而不见,是禽畜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

第一财经 2021-04-03 11:45:42

作者:彭晓玲    责编:李刚

如吴勐所说,纵观历史,美国在抗生素控制上走了很多弯路,包括政府不作为、监管选择性失明、容易被资本利用和钳制等,这些教训至今都值得警醒和吸引。“其实抗生素的使用与核能很像,新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但如果被滥用就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和危机。”

烤鸡、炖鸡、炒鸡,从小到大,美国记者玛丽安·麦克纳吃惯了各种鸡肉。直到有一次在巴黎巴士底广场附近一个市集上被香味吸引,吃到法国小贩烤的“蛤蟆鸡”,才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口味完全不同的鸡,“尝起来才像一只动物,一只有生命的动物”。

第二天,玛丽安忍不住又去买,再次一口气把烤鸡吃完后,她突然很难过,一个疑问升起:为什么之前吃到的鸡肉全都味同嚼蜡?回到美国,玛丽安开始关注鸡变成食物之前的样子。

作为一位记者和作家,玛丽安致力于公共健康、全球食品安全和食品政策领域内的相关新闻报道,和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打了十多年交道,能调动的资源很多。

在对农场主、微生物学家、流行病学家、历史学家、官员、厨师等进行深入访谈后,一个被有意无意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浮现出来。

“令人震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一直在承受的风险。”美国医学院院士、《消失的微生物》一书作者马丁·布莱泽这样评价玛丽安的调查。

鸡长得更快更重了

几年前,“超级细菌”的新闻曾引起恐慌,不少人开始对抗生素含量超标的禽蛋和肉类敏感与排斥,更多商家也以“拒绝抗生素”“无抗生素”为卖点吸引顾客。

时光倒流70年,抗生素第一次被加进动物饲料时,很多人却欢呼雀跃,认为这代表着对新技术的信心。当时,全世界都沉浸在抗生素可以拯救人类生命的兴奋中,1945年,青霉素发明者弗莱明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然而,玛丽安在《餐桌上的危机:一个关于禽肉、抗生素和努力对抗耐药菌的精彩故事》中,却揭露了一个的惊人事实:抗生素固然为挽救人类生命做出巨大贡献,但其诞生开始就有另一个重要作用,用在即将成为食物的禽畜上。美国售出的80%的抗生素和全世界售出的超过50%的抗生素都是给禽畜吃的,而不是人类服用。

《餐桌上的危机:一个关于禽肉、抗生素和努力对抗耐药菌的精彩故事》

[美] 玛丽安·麦克纳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3月版

抗生素使用对象从人扩大到禽畜,发端于一个实验。1948年冬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学院专家朱克斯挑选了12只小鸡,给它们分别投放不同的饲料。25天后称重,发现差异非常明显,只服用了60克含有微量金霉素的糊状培养基,小鸡的体重就明显要比没吃“营养饲料”的小鸡重。服用食用金霉素剂量最多的那组小鸡,平均重量更是普通小鸡的2.5倍。

朱克斯没有想到的是,他“发明”的这些新饲料,会把美国乃至全世界鸡的生长情况彻底改变。农耕时代,鸡是很机警很活跃的家禽,情急之下它们还会扑扇着一对翅膀腾空跳跃,并用锋利的鸡喙进行猛烈攻击,所以很多国家古代都曾流行斗鸡。但这种鸡的缺点也明显——生长速度缓慢,成活率不高,导致鸡肉一直都是奢侈品,无法大量销售。

而新型饲料一下让鸡的养殖成本大幅降低,生长周期也大为缩短,不到一个月就能长大食用。此后,朱克斯又做了一次实验,结果效果更好。根据玛丽安的调查,当时美国各州农学院科学家也反馈,饲料中增加小剂量金霉素,不仅能治猪的某种疾病,还能让小猪生长速度快三倍。此外,火鸡幼禽的体重也因此大幅增长。

这种“合成维生素饲料”马上大受养殖户欢迎。肉鸡养殖从传统农业中率先脱离出来,实现了“工业化”。1949年,美国肉鸡总销量达到近6亿只,是1909年的两倍。1955年,美国农民每年要为动物投喂约220吨抗生素。

抗生素与“不朽肉”

“这本书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作者揭开了抗生素背后的秘密。一开始美国医学界就有人发现抗生素一旦被滥用,就会产生不良后果,但最后这些警告都因为种种原因被选择性忽视了。”译者吴勐说。

吴勐对生物学、医学和生态保护充满兴趣,之前翻译过《进化的奇迹:耶鲁皮博迪自然博物馆150年发现与探索之旅》和《疯狂的进化:动物世界的奇葩物种和它们的生存绝技》等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勐看到英文版《餐桌上的危机》,想起自己非常关注的“超级细菌”报道,希望更多人能看到抗生素进入餐桌背后的内幕,就用4个月左右的业余时间,将其翻译成了中文。

根据玛丽安的调查,朱克斯的新饲料问世后不久,质疑声音就出现了。当时农学界有实验表明,给动物喂食抗生素有副作用。1945年,弗莱明在获诺贝尔奖前几个月,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对人类滥用抗生素可能会出现的后果提出警告。

但美国饲料市场的狂欢,很快就把微弱的反对声淹没了。“制药公司宣称动物促生长剂是安全的,FDA就全盘接受。”玛丽安写到,1951年,在没有提前公示也没有举办听证会的情况下,FDA就批准将金霉素等5种抗生素用作促生长剂,加入动物饲料。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朱克斯效力过的莱德利实验室——它同时也是美国最早生产抗生素的制药公司之一——还将抗生素用于防止食物腐烂。具体做法是,把肉鸡屠宰后取出内脏,浸泡在有抗生素的稀释溶液中,从而阻止细菌在鸡肉表面生长,有些肉甚至可以维持一个月都不腐烂。

莱德利实验室之所以能大张旗鼓地采取宣传行动,是因为这种“不朽肉”技术得到FDA的批准。

抗生素背后的资本力量

FDA为何要这样做?吴勐说,这也是《餐桌上的危机》中披露的另一个重要内幕:位高权重又代表资本利益的议员,如何不遗余力地为农用抗生素在美国合法使用提供诸多便利。

其实,大量抗生素加入禽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很快就显现出来了。1955年冬天,西雅图多家医院发生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事件,1300名刚刚分娩的产妇和4000多名新生儿被感染,最终有24名产妇和新生儿死亡。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个独立偶发事件,因为这场疫情前后持续了好几个月,患者分布在各地,与医院或者护士也不存在明显的关联。

但是,西雅图公共卫生部传染病事宜负责人赖默特·雷文霍尔特通过调查却发现,这次疫病的源头起源于一家禽肉加工厂。禽畜生前都服用过抗生素,死后也被浸泡在抗生素溶液里,这些抗生素影响了它们体内的细菌。细菌又被屠宰场的工人带回家,不知不觉传递给怀孕的妻子或女友,再由对方带入医院,一场致命疫病由此暴发。

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意识到农用抗生素的危险,对其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定。1977年,刚刚走马上任两周的FDA局长唐纳德·肯尼迪也打算向英国学习,禁用农用促生长剂。如果肯尼迪的提案在议会通过,美国所有大型制药厂和动物饲料厂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肯尼迪的提案尤其遭到民主党议员杰米·惠滕的强烈反对。惠滕这个老牌政客在农业界有很多盟友,他从1949年开始就是众议院农业和农村发展拨款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养殖业的政府拨款,同时也是FDA的预算来源。要是惠滕真停掉FDA的预算,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计划中的多项改革也将面临夭折风险。

最后,在白宫的斡旋下,该提案不了了之,年轻又没有政治根基的肯尼迪很快被要求重回斯坦福大学继续他的学术研究。惠滕则在每轮拨款时都加入一个无比苛刻的附加条款:只有促生长剂的研究结果得到他本人肯定时,FDA才能批准针对农用抗生素的使用禁令。

惠滕一直续签这个附加条款,直到1995年退休。在此过程中,美国的农业生产一次次出现抗生素滥用导致的疫病,在不同地区酿成严重的医疗危机。其中,2013年暴发的一次疫病波及美国23个本土州和海外波多黎各自治邦,确诊感染患者634名,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食源性流行病之一。

在那之后,美国才下定决心颁布对农用抗生素的联邦政府控制令,给全国养殖场3年时间逐渐停用促生长剂,并要求这些农场使用抗生素必须受到兽医监管。

2016年,联合国也专门就抗生素耐药性问题召开大会,70多个国家的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各国政府应该控制抗生素使用,并在2018年向联合国汇报各自情况。另外,联合国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际性协调组织,监控事态的发展。在这次大会上,还发布了一份公告,明确宣布抗生素耐药性是“最严峻和最紧急的全球危机”。

如吴勐所说,纵观历史,美国在抗生素控制上走了很多弯路,包括政府不作为、监管选择性失明、容易被资本利用和钳制等,这些教训至今都值得警醒和吸引。“其实抗生素的使用与核能很像,新技术可以造福人类,但如果被滥用就会导致巨大的风险和危机。”

确实,为滥用抗生素最后埋单的,还是人类自己——如果未来某一天,病菌真正进化成对各种常用抗生素都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人类很可能会再次像中世纪的人们一样,仅仅因为一次不小心的割伤或拔掉一颗蛀牙而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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