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比尼：后疫情复苏的领先者和落伍者

在经历了近几十年来最为严酷的全球经济衰退之后，私人和官方预测者越来越乐观地认定，全球产出水平将在今年及以后强劲复苏。但是即将到来的扩张在各经济体内部及之间的分布将是不均衡的，而复苏究竟会是V形（强势回归到超出潜力的增长）、U形（更为疲软的V形）还是W形（双底式衰退），则取决于贯穿不同经济体和地区的几个因素。

鉴于新冠病毒仍在许多国家肆虐，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新出现的高毒性变异株是否会反复触发“封锁-放开”周期，正如我们在一些经济过早重开的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尤为让人感觉大难临头的可能性就是抗疫苗变异株与日俱增，从而增添了疫苗接种工作的紧迫性——这项工作在许多地区的进度迄今为止都太过缓慢了。

除了病毒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些相关的经济风险。如果太多企业破产且劳动力市场开始表现出凝滞性（长期失业致使工人因劳动技能荒废而无法再就业），那么缓慢或不够强劲的复苏可能就会造成长期性的破坏。另一个问题则是那些高负债企业（无论大小）和家庭能在多大程度上去杠杆化，以及这种影响是否会被消费者为花掉疫情期间储蓄而释放的受压抑需求所完全抵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则是社会政治领域：不平等的加剧是否会成为动荡和总需求低迷的一个更明确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撑那些落后民众收入和支出的政策能达到何种规模、范围和包容性。同样，迄今为止实施的宏观政策刺激措施（货币、信贷和财政）究竟是足够还是不足，或者实际上已经过度并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通胀及通胀预期急剧上升，这些都还有待观察。

考虑到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目前看来美国、中国以及作为中国全球供应链组成部分的亚洲新兴市场将实现更为强劲的复苏。在美国方面，新感染病例减少、疫苗接种率提升、消费者和企业信心增加以及财政和货币扩张的深远影响都将推动今年的强劲复苏。

美国当前的主要风险是过热。近期的通胀上升可能会比美联储预想中更加持久，眼下一片兴旺的金融市场可能会经历一次修正，从而削弱信心。

而对中国以及那些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体来说，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局在早期成功遏制了病毒以及宏观刺激措施的效果，所有这些都使企业得以迅速复工并恢复信心。但是在中国试图保持更强劲增长并控制过度信贷的过程中，其私营和公共部门中的某些部分所承载的高额债务和杠杆率可能构成风险。更宏观来看，美中之间斗争升级的前景——也就是一场更加不动声色的冷战——将威胁到中国和全球增长，尤其是在更全面经济脱钩和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

欧洲的情况则更糟，因为该地在2020年第四季度及2021年第一季度的新一轮感染和封锁之下遭遇了双底式衰退。其复苏将在第二季度继续疲软，但如果疫苗接种率持续上升，宏观政策保持宽松，下半年的增长可能会加快。但是过早废除待岗轮休方案和各类信贷担保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长期性伤害和劳动力凝滞现象。

此外如果继续缺乏迟到已久的结构性改革，欧元区部分地区将继续呈现低潜在增长和高公共债务比率的状况。只要欧洲央行继续购买资产，主权利差（即德国和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差）就能保持在低水平。但货币方面的支持最终还是会逐渐撤销，赤字也必须逐步减少。而那些希望借助危机捞一把的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政党也将继续挥之不去。

日本经济的重启也相当缓慢。在为控制新一轮感染而实施封锁后，该国在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负增长，如今正奋力确保东京奥运会能如期举办。日本也迫切需要推行结构性改革以提升潜在增长并最终巩固其财政。尽管日本银行不断将其庞大的公共债务货币化，但这一切最终可能变得不可持续。

最后，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更加脆弱——这些国家人口密度高，医疗保健体系薄弱，疫苗接种率低，因此病毒将继续在其内部蔓延。其中许多国家的商业和消费者情绪都相当低落；来自旅游业和汇款的收入已然枯竭；债务比率已处于高位且可能不可持续；由于借款成本提高和货币汇率疲软，财政状况也捉襟见肘。此外这些国家实施宽松政策的空间有限，某些情况下政策公信力甚至会被民粹主义政治所破坏。

这些问题较多的经济体包括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国家以及更为脆弱的中东石油进口国。许多国家正在经历的已经不是衰退，而是一场萧条。超过2亿人可能重新陷入极端贫困。除了这些不平等状况外，那些最容易受到饥饿和疾病影响的国家往往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的最大威胁，因此将持续成为潜在的不稳定来源。

虽然整体信心正在恢复，但某些金融市场其实是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还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新冠危机可能导致各国内部和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而被抛在后面的弱势群体越多，未来的社会、政治和地缘政治不稳定风险就越大。

（作者系鲁比尼宏观经济研究会主席，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