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保尔森：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资产类别： 健康肥沃的土壤和生机勃勃的授粉动物

在应对可预测的全球危机时，我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还非常有限，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将此问题暴露无遗。这本应让我们警醒，但我们却仍有可能浑浑噩噩地堕入另一场灾难——一场由严重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所引发的灾难。

随着各国政府在这场疫情危机后进行重建和投资，政策制定者必须学会重视自然，并创造必要的政策条件和激励机制来推动变革。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创造一种新的资产类别，包括肥沃的土壤、有效的农作物授粉和健康的流域等。这可能听起来过于牵强，而该提议出自一位前美国财政部长之口，更是如此。但是，像对待传统商品和服务一样重视自然的价值，将为避免破坏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民生命和维持生计创造激励机制。利用好市场的力量可以防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目前，全球的热带森林面积不断减少，生物物种灭绝的速度达到了自然状态下的1000倍。大自然为我们提供赖以生存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正在受到破坏，这给人类社会的经济繁荣带来巨大风险。以授粉动物提供的“服务”为例，它们对水果、坚果和蔬菜的生产至关重要，但它们消亡的数量正不断刷新纪录。这些物种的完全消失可能给全球农业产值造成每年超过2000亿美元的损失。如果再算上为非粮食作物（如作为牛饲料的苜蓿）授粉的次要服务，这一损失每年将超过5000亿美元。因此，从金融角度来看，蝙蝠、蜜蜂和鸟类都是宝贵的资产。

河流流域也为人类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纽约市通过一系列措施改善了卡茨基尔斯流域净化水质的能力，以满足城市的用水需求。他们向农民提供资金，要求他们生产有机产品（减少或取消农药化肥的使用），扩宽牲畜饲养场地与溪流之间的缓冲带，改善污水处理设施，并与他们签订生态保护协议。通过这些流域保护措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纽约市仅用15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便实现了清洁供水。相比之下，建造一个滤水厂则需要花费80亿美元。

由于自然提供的各类生态系统服务被认为是“免费”的，要对它们进行市场定价就非常困难，某些情况下定价甚至是不可行或不可预期的，它们的价值也往往被认为是零。因此，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就得不到充分的资金奖励或经济回报，而破坏生态环境者也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市场失灵导致保护、维持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所需的资金严重不足。

按照保尔森基金会发布的一份重要报告的估算，未来十年内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每年将超过7000亿美元。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助于填补这一缺口的政策和资金机制，其核心信息很明确：我们必须开发具有创新性的金融机制，将自然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转化为新的资产类别。

这意味着我们看待自然的方式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我们需要反思补贴是如何助长“不良行为”的。比如，全球每年有损生物多样性的补贴金额（如对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的补贴每年高达4000亿美元）至少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的两倍。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启动一项政治上充满挑战的进程，将公共资金从对环境有害的活动转投到有益于生态系统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活动上。仅这一举措就可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度资金缺口减少一半。

其次，我们需要为动员私营部门采取更多行动并调动其掌握的巨额资金铺平道路。企业不会将资本投向不能产生明确经济回报的生态保护项目，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们这样做。因此，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如减免税收、实施激励机制和调整监管要求）来鼓励私营部门投资自然保护。

最后，我们必须加强全球层面的协作。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力度符合全球金融机构的经济利益。例如，预防和应对疫情扩散的成本可能很高，但这远不及此次疫情所造成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对生态保护的投入将有助于防止未来人畜共患病的爆发。我们需要做好基础准备工作，以确保我们的各类机构能够从容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各种风险。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目前，应对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的短期压力很大。但各国政府在考虑如何重振本国经济时，最好从长计议，考虑如何将资源投向不仅能创造就业和重启经济，而且还能减少未来流行病爆发几率的项目和举措。

如果我们能吸取疫情的教训，也许能在下一次可预见的危机爆发时避免最坏的结果和悲剧。为了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变化的挑战，现在是我们展示应有的紧迫感、创造力和政治意愿的时候了，否则就太迟了。

（作者系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