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买那么多东西，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工作那么久？

继“内卷”之后，又一个听起来有些消极的词横扫了互联网，那就是“躺平”。如果说“内卷”还是一个具有学术渊源、无法一下子给出具体描绘的术语，那么“躺平”则浅白明了，寥寥几笔就把某种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一时之间，各种表情包和段子蜂拥而至，“躺平”成了一个充满自嘲意味的网络热词。其实，嘴上喊着“内卷”或“躺平”的人，未必真的甘心躺平。它只是社会情绪汇集到某种程度的表现——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愿望与现实差距太大，每向上一步，都非常艰难。

不管是因为家底厚实自信躺平，还是因为跃升无望无奈躺平，毫无疑问，这都和人们能够在工作中获得的回报有关。最近一年来，与“躺平”和“内卷”相伴而来的，是一系列围绕着工作的舆论事件，互联网公司的“过劳死”、“996”的普遍存在以及实习生因晚上12点前睡觉被圈内视为“奇葩”，等等。 如何对待“工作”，这可能是当下最令人困惑的问题。

巨大的变迁之下，一批探讨新就业形态的书相继问世，如《灵活就业》《工作的意义》《就业变革》《失去合约的人》，还有社会学者陈龙的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等。这些著作中既有西方学者对历史形态的思考，也有中国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分析，还有来自作家的亲身体验。它们从多个维度勾勒了工作在当下的意义。

机会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的

上个月，白岩松在回答一名学生的提问时，说了这样一句话：“难道我们现在指望的是房价很低，工作随便找，只要喜欢的女孩子一追她就同意，不会吧？”这话从字面意思上看并没有错，却让他在网上被狂怼。网友们对这句话的批评涉及各个角度，其中之一直指阶层固化和工作机遇的不平等。

也是在青年节前后，时尚集团前总裁苏芒对“内卷”的评论也火了一把。在一档综艺节目里，她说：“内卷是一种竞争的压力，来自于欲望和惰性的差距，所有压力都来自欲望太高同时惰性很强。”在被骂上热搜之后，苏芒旋即在微博上公开道歉，说自己对“内卷”一词 “确实理解错了”。但在这两起事件中，很多批评并不是仅仅针对话语本身，而是把它和说话者的身份地位联系到了一起。

“在对工作机遇的理解上，一定会产生代沟，人对成功与否的想象应该跳出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第一是勤奋和懒，第二是聪明和笨。要认识到外部环境给人带来的影响很大，机会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也有代际差异。”《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吴晨说。他认为，无论何时都应该鼓励年轻人勤奋，但也不能回避告诉他们这样一个事实：勤奋不一定带来金钱意义上的“成功”。

吴晨为最近出版的《工作的意义》写了推荐。在这本书里，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詹姆斯·苏兹曼（James Suzman）细致观察了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工作的变化：在原始社会，人类一周工作20小时就能基本满足温饱，有大量闲暇和娱乐，这样的生活状态维持了30万年左右。进入农耕时代，普通人养活自己所需要的时间不仅没有变少，反而大大增加。往后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更是把人推上了一条停不下来的加速轨道，让人在工作和消费这两条轨道之间如陀螺般旋转。

《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英]詹姆斯·苏兹曼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3月版

为什么技术发展、经济增长没能让人得到解放，反而越发被困于工作的桎梏？这就是《工作的意义》要回答的问题。苏兹曼发现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在观念上的巨大不同：在那30万年里，人组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相信资源的充裕性。进入农耕文明以后，这个基本假设发生了巨变，所有人都开始关注稀缺性，影响我们今天的工作态度的雏形也根植于此。这种永恒的稀缺性，正是人不断工作、积攒财富的内在动力。

另一方面，人类从极端平等的原始社会走到如今，细致的社会分工带来巨大的社会分化。财富从极端平均分配变成向少数人积聚，挤占了另一部分人获得良好生活的空间。苏兹曼写道：今天，即便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高收入者往往是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得大部分收入。这个判断让人想起7年前那部引起轩然大波的《21世纪资本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根据多个国家300年来的财富分配数据做了测算，得出的结果是，资本收益率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也就是说，国民财富在持续增长，但同时，劳动者依靠劳动积累财富的速度远低于资本的增值速度，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在知识、技能和劳动面前，资本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时间就是金钱”，曾在世界范围内被奉为圭臬，并作为树立职业道德的典范，灌输给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如今，这句话至少“部分失灵”了。一旦工作不被视为谋生的唯一手段，它的意义就变了。“在欧美，躺平的年轻人已经过去一两代了，这些都是比较富足家庭的孩子，这对社会是个挑战，是否能够产生那么多有吸引力的工作？”吴晨说。另一方面，年轻一代面临的机遇也与父辈不同。“在职场上，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就是动能削减，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了。”

人们当然不可能返回乌托邦式的过去，苏兹曼的这本书，也意不在此。吴晨认为，《工作的意义》恰恰解释了“我们为何回不去”，并从个人的角度呼唤了一种“精要主义”：“如今我们的生产生活已经达到了某种极致，人是不是真的需要购买那么多东西？如果不买那么多，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工作那么久？”

吴晨还谈到，社会的评价体系应该多元化一些，普通人做的贡献，比如帮助他人，如果也能得到很大的尊重，就会很不一样。“我依然相信，中国是往前进步的，我们还有很多往前闯的机会，但仅仅以赚钱为目标，只把独角兽创业者作为楷模，大部分人还是会失望，我们的榜样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积极向上，不随波逐流的人。”

工作的灵活性增加，稳定性减弱

其实在白岩松问出那句“不会吧”之前，是有一段话作为铺垫的，比如他说，“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也提到了他们这一代年轻时所面临的困境。“泛泛来看，白岩松说的也没错，都应该奋斗，谁不是奋斗出来的？但是做研究，就要看得再深一点，要指明变化在哪里，哪里变得更好了，哪里变得不好了。”邱婕说。

在最近出版的《灵活就业》一书中，这位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探讨了数字经济浪潮下的新就业形态。她认为，与父辈和祖辈相比，当下的年轻职场人面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就业稳定性的迅速减弱。作为劳动关系学者，她也一直在关注眼下流行的新词，包括“躺平”“985做题家”等。她认为，这些词汇的产生，都与工作稳定性下降有关。

《灵活就业：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人与社会》
邱婕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报告》，近年来青年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持续下降，而且面临不稳定、缺乏法律和社会保护等问题。“全球不稳定就业比率一直在上升，疫情以后，这个比例更是快速上升，疫情给就业市场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邱婕认为，“人的安全感与工作的稳定性息息相关，如果安全感这样的底层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往下寻求，进一步降低自己的欲望，以获得安全感。”

在《灵活就业》中，邱婕对外卖小哥的工作状态做了调研。外卖小哥的工资是按送货的单数结算的，这导致很多人一天工作15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以获得更高的报酬。邱婕以管理学中的“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来解释这类灵活就业存在的问题：理论上，工作的报酬应该包含两种要素，一种是激励，另一种是保障。很明显，数字平台中的外卖员的报酬中没有保障这一项，只有激励机制催促他们不停往前奔跑。看上去，他们是在拼命工作以获得更高收入，态度十分积极，但其实，这种高强度的工作状态是不可持续的。职业安全感得不到保障，很难为自己做长期规划。他们一旦停顿，就很有可能直接躺平，降低物质欲望，以追求安全感。聚集在深圳人力资源市场周围的“三和大神”们，就是这种状态的极端体现。这群人干着“日结”的工作，其中很多人都觉得，既然拼命工作也无法改变生活，还要被雇主“盘剥”，不如干一天算一天，不想干活就露宿街头，把所有生活支出都降到最低。

正是因为意识到稳定就业的重要意义，国际劳工组织才尤为关注工作稳定性问题。“工作稳定不光具有个人意义，也符合社会利益，它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邱婕说。

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征候，就业稳定性问题不只影响体力劳动者，也不只是新业态独有的问题，传统就业领域也受到影响。邱婕认为，“985做题家”这个网络热词的兴起，本身就说明了毕业于一流大学的学生即便进入了高收入行业，“依然缺乏很大的保障”。“我们以前认为，考入985大学的学生可以实现阶层跃升”，可事实并非如此，如今，知识劳动者的工作稳定性同样得不到保障，“而一旦工作丧失了稳定性，人是不会做出长期规划的，比如结婚、买房、生孩子，等等。”邱婕认为，日本出现的某些问题可以为我们观察自己提供横向参照。出自日本作家的两本影响力很大的书《低欲望社会》和《下流社会》，都刻画了一个年轻人失去进取心以后的社会：他们喜欢宅在家里，对工作挣钱并不上心，同时把自己的物质欲望降到最低，每天只以便利店的盒饭或饭团填饱肚子。邱婕分析，日本年轻人迈入“低欲望”的背景与全球以及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不无关系，“事实上，我们传统以为的终身雇佣制在日本也已经萎缩了很多。”

作为一名劳动关系研究者，邱婕直言自己对年轻人“躺平”和“低欲望”这种“思潮”的担忧。“其实我是很担心这个趋势的，在市场经济当中，社会一旦进入低欲望阶段，大家都没有追求了，经济发展就会停滞。”

中间层塌陷，每个人都必须以创造力应对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有这样的感觉：外卖骑手之所以引起媒体和学界的瞩目，是因为这份工作似乎成为很多人自身工作境遇的缩影：充满变动、注重短期绩效、一切只对考核结果负责。外卖小哥成了社会大众对工作的心理投射，在对其职业生涯的谈论中，大众的焦虑不知不觉地释放出来了。

《就业变革：数字商业与中国新就业形态》
张成刚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北京大学博士后陈龙曾花了5个月亲身体验外卖骑手的生活。在论文《“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里，陈龙分析了数字平台对外卖骑手的控制过程。他发现，所接触的不少外卖骑手在谈论这份工作的时候，都会说到一个词：“自由”。可事实上，骑手们恰恰是最不自由的。数字平台不断收集和分析外卖骑手的数据，骑手所处的位置、行进速度都暴露在消费者和平台眼前。随着数字系统不断升级，这种控制也愈加严密。外卖骑手的工作同时被好几双眼睛盯着，还要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各种要求。陈龙认为，数字控制不断削弱外卖员的反抗意愿，蚕食他们的自由空间，“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英国自雇人数已经超过100万，其中绝大多数人在从事零工工作。英国作家詹姆斯·布拉德沃斯（James Bloodworth）先后体验了亚马逊拣货员、优步司机等工作，而后写下了《失去合约的人》一书。在亚马逊位于斯塔福郡的仓库里，布拉德沃斯“关在巨大仓库里，来回推着一堆货物，即使汗流浃背也没空伸手去擦”。工作本身的辛苦还在其次，布拉德沃斯尤其提到了员工所受的极其严苛的绩效考核，时刻可能被开除的焦虑更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样催促他不断冲刺。而即便承受了高强度工作，获得的报酬也仅够他们租住在很差的房子里，以麦片和微波炉食品为生，每周吃两次麦当劳，卷烟和啤酒都算得上“奢侈品”了。

《失去合约的人：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抵抗》
[英]詹姆斯·布拉德沃斯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万川文化2020年8月版

虽然平台经济中的灵活就业者面临诸多问题，但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张成刚还是持乐观态度。这种乐观部分来自他对骑手们的现状与之前境遇的比对。他说，成为骑手之前，很多人来自制造业或工地，大部分是制造业，还有一部分人之前也是处在非正式就业领域，比如黑车司机等。“我们的研究结论是，这些人进入了新就业市场，他们的就业质量是提高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有过21个维度的比较。”他认为，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可以倒逼非正规就业市场的规范化。早在2015年，网约车刚刚在国外兴起的时候，张成刚就开始关注新就业形态。他的著作《就业变革》就讨论了这个问题。

关于稳定性，张成刚看待问题的角度与邱婕不同，他说，目前社会对于稳定就业的理解来自于传统工业时代。市场总是存在波动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加诸企业身上的，但企业承受的风险也有上限，到了一定程度，员工就有可能失业。在新就业形态中，个人需要进一步直面整个社会，“稳定性来源于稳定的需求，比如，市场上出行和吃饭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

相比稳定性，张成刚更看重劳动者的选择余地。“如果因为新就业形态中的岗位不稳定而限制其发展，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实是少了一种就业选择。”他曾到苏州一家大型制造业企业调查，在那里，一个普工月薪是4000元，工资再往上走，就要穿防化服从事有毒有害的工作，对身体的伤害是不可逆的。相比之下，送外卖虽然会面临交通意外，但概率较小，总体更安全，而且收入高得多。“制造业说招不到人，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但也应该反思自身，这对于雇主来说是一种促进其提升员工福利的反推力。”

张成刚认为，如今人们焦虑的根源与科技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关。这种不确定性，催促着一切加速向前。这是一个时代征候，很难找到具体的、单一的原因去解释。“即使是互联网巨头也会时刻担心被其他公司颠覆。从上到下的每一个层级都在不断适应变化，这种焦虑很快会传导到每一个劳动者身上。”

与新技术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动相伴而来的，是中层塌陷和就业极化。张成刚认为，年轻人所说的“躺平”，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此。新技术的发展逐渐“吃”掉了很多中间层岗位，知识、技能和经验被内化到智能程序当中，不再需要有经验的职员或工人去操作。有经验的员工迅速贬值，剩下的只有最普通的操作工和顶层的高精尖人才。

面对这样的就业形态变革，个人应该如何应对？张成刚坦言，他能想到的方法就是“个人持续地输出创造力”。他以抖音上的生态举例，“抖音上聚集的很多普通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在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而现在的形势也催促人们另辟蹊径，不再按照传统路径对待工作。“或许我们都应该做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既然人工智能把很多人取代了，那么我们就需要另辟蹊径，做一些自己想干的、有创造力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