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后,如何解决弥漫在家长中间的“教育焦虑”、扭转义务教育“走歪了”的势头,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应对之策,最近的重点是整顿校外培训机构。
教育部日前成立了一个新部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职责为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会同有关方面拟订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此举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一场针对校外培训的全面整顿山雨欲来,在美上市的培训机构股价接连大幅下挫,培训机构减员消息不断。
一直以来,校外培训都令家长头痛,既花钱花精力,又被迫卷入“别人孩子都上,自己孩子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状态。培训机构正是利用这一逻辑,赚得盆满钵满。当一种商业模式建立在中小学生的内卷与负担之上,使整个社会陷入囚徒困境,当下全面整顿可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
不过,在全面整顿的同时,施政者还需要考虑如何善后,即弥补校外培训留下的缺口问题。毕竟,目前中小学校外培训的市场规模已达数千亿元,且在快速增长之中,覆盖数以亿计的中小学生。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对校外培训需求之大的现实原因出发。
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目前校外培训承担了学校的一部分教学任务,且被部分公立学校教师“默认”。例如,虽规定应按零基础来计划小学一年级的教学进度,教育部门也强调不准在幼儿园阶段教授拼音,但现实中,学校的教学进度往往默认学生学过拼音,这就逼着所有家长必须给孩子报校外辅导班学拼音。此外,目前公立学校下午放学较早,上班的家长来不及接送和照料,也给了校外培训机构市场机会。
更有甚者,公立学校教师受利诱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或间接入股,与培训机构形成利益捆绑,出现“课堂不讲,培训才讲”“课堂讲的不考,考的都是培训机构讲的”等匪夷所思的现象。最近北京市丰台区就通报了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教师陈某开办“私人课堂”,从学生手中违规赚取补课费一事。
所以有观点认为校外培训猖獗的根源在于校内,不无道理。从标本兼治角度出发,校外培训的治乱离不开学校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和教育主阵地作用的进一步强化。未来既要防范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和涉及利益关系,也有必要有效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并丰富校内课后服务供给,如在学校开设学生自愿参加、与学业无关的兴趣活动,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的教育系统环环相扣。想上一个好大学,就得上好高中;想上好高中,就得读好初中甚至好小学。在这一压力传导之下,课外辅导和培训的需求仍在。虽说短期内这一现状不可能彻底解决,但在义务教育阶段,务必抹平教育系统内部的差异,从而让这个阶段的校外辅导立竿见影地弱化。
以某一线城市实行公民同招的摇号制度为例,一夜之间,校外幼升小培训消失殆尽。未来,在部分校外培训较为猖獗的地区,可实行优质高中名额分配到区、到初中,减少初中阶段的“内卷”,小学则实行多校划片、教师流动等方式均衡教育资源,弱化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和对校外培训的执着。
应该说,全面整顿校外培训十分必要且迫切,面对现状,施政者务必出台配套政策,让“真空”阶段能顺利过渡。
1985年,读高一的杨文斌成为王圣民第一届美育课的学生,多年后看了美国在1989年上映的电影《死亡诗社》后发现,“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
海外备考和咨询业务增长放缓是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
该剧揭开了一个聚焦于当下社会的广泛议题——在网络时代,极端的思想会怎样影响和塑造青少年的价值观?为什么父母自以为深爱着孩子,却与他们的心灵距离如此遥远?
AI工具的迭代速度将持续快速推动学习变革,而传统教育体系若不加速改革,可能被加速边缘化。学生和家长会越来越多地基于AI的建议,来选择最适合的学习资源和路径,学校将逐渐从知识的垄断者变为学习的支持者,主动权转移将推动教育更加以学生为中心。
如果超级智能诞生,它或许会问:人类值得被保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