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截藏在天里头”的飞云楼，让他读懂古代能工巧匠的魂

黄河边上的山西省万荣县，是2000多年前汉武帝“行幸河东，祠后土”之地。当年，文治武功空前鼎盛的汉武大帝，出巡至汾河与黄河交汇处时“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千古一帝留下传颂至今的名篇。

后土祠经历代修缮重建，至今仍矗立在万荣的黄河之滨。两千年斗转星移，万荣至近代逐渐沉寂。当地产业以农业为主，民生颇为艰辛，直到2019年5月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当年帝王屡次巡幸之地，如今外来人不多。一位滴滴司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滴滴刚刚在当地开始运营，接活的司机很少，“只有放假回来的学生用，本地人还是在路边叫出租车。”

与很多地方一样，一些离开家乡后事业有成的万荣人，被当地政府请回来带动经济发展，董养明就是其中的一个。2013年，他在家乡万荣创办万唐龙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山西乃至华北领先的古建筑修缮企业。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秘书长丁枫，曾多次到地上文物大省山西举办建筑遗产志愿者工作营，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你应该去采访董养明，他的修缮理念很不错。

董养明承揽的高平市二郎庙、万荣县稷王庙修缮工程，均获得全国十佳修缮工程奖。2010年，他半路接手上海世博会山西馆工程，仅用了40天就完成施工。2016年，他帮助蒙古国建造了传统灰陶构件生产基地。2017年，他带领施工队前往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一座来自山西五台县的清代咸丰年间民居木雕门楼，此前已经在博物馆库房里放置了十年，在董养明的指导下，门楼的安装、补配、修缮项目顺利完成。

采访董养明不容易，他常年跑工地，几次约访未果，因为他不是在工地就是在参加培训，终于，第一财经记者得到答复，在这个炙热的7月探访万唐龙。

乘车从万荣县城向北行驶13公里，抵达位于里望乡北阳村的万唐龙古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0多亩的厂区，是公司的建筑构件加工基地和技术人才培训基地。董养明还在从邻县工地返回的路上，他的二儿子董筱鑫和公司副总马骐先带着记者参观厂区。

仿古办公楼前的小广场上，摆满了各类造型精美的灰陶构件，穿过一条结满葫芦的的绿荫长廊，是宽敞的木工厂房。一副组装完毕待拆卸外运的木梁架摆在正门口，里边则是木雕车间。绕过木工厂房，数百平米的雨棚下，制作砖坯的师傅正赤膊工作；几位年长的师傅在露天场地的阴凉处处理进口木材；凉爽潮湿的地下室里，一位中年师傅正专注地修改松鹤延年主题的墙面泥坯雕。

在一座藻井极其精美的仿古建筑内，记者见到了此前董养明说起过的按1:5比例制作的飞云楼模型。模型的木作构件全部就位，同样迷你的瓦作构件则分门别类放在旁边。飞云楼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荣东岳庙内最精美的一座建筑，这个模型，是董养明用来深入理解古代建筑工匠技艺和艺术巧思的法宝。

1964年出生于北阳村的董养明，父亲是教师，母亲一个人在农村挣工分赚口粮，他兄弟姐妹六个，吃饱饭是个大问题。董家世代耕读传家，但在经济重压下，本该和哥哥同一年参加高考的董养明不得不更换人生赛道，放弃高考，进入当地仅办了一届的传统建筑技术培训班，学技术赚钱养家。

高中毕业生在现在的古建筑修缮行业里也是高学历，而且董养明从小不服输，做事不惜力气，授课的老师傅喜爱这个干活踏实、头脑灵活的19岁青年，愿意把自己的手艺传授给他。木工、瓦工、泥塑、木雕、油漆彩绘和琉璃烧制，这些传统建筑技术董养明都学得有模有样，课后就带着比他小几岁的同学接活实践。

毕业后，董养明进了国营琉璃厂，后来又被私人老板以300元的高薪挖走。“当时厂长的工资是100元，300元很高了。”董养明精通琉璃生产的所有流程，一个人顶三个人，聘请他对老板来说更合算。32年前，董养明成立了自己的古建筑修缮工程队，从邻县稷山的金代大佛寺开始，至今已经完成了100余个古建筑修缮项目。

丁枫对董养明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担当赞赏有加，视这个作为施工方的“生意人”为文化遗产保护的同路人。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发现，背靠山西极其丰厚的古建筑遗产资源，董养明结合修缮实践与理论学习，对行业的思考不断深入。虽然是施工企业老板，但他对古建筑修缮与保护，尤其是行业标准建设问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飞云楼修缮项目对他的影响最大，此次采访也从飞云楼说起。

从飞云楼再出发

万唐龙公司内，几株桃树果实累累，酥梨和葡萄也已经挂上了枝头。“桃子太多，工人都懒得摘了。”匆忙赶回来的董养明端上一盘自家的桃子，坐下来接受采访。面对记者，这位手艺高超、经验丰富的古建筑修缮专家诚恳地说，修缮了飞云楼之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此前对古建筑的理解流于表面，根本没有理解古建筑的精髓，更不能破解古代工匠的艺术构思，是飞云楼让他真正理解了自己从事的行业。

飞云楼位于解店镇即万荣县城所在地，董养明记得，小时候去县城，远远地就能看到这座高耸的名胜。那时县城最高的现代建筑只有二层楼，因此超过23米高的飞云楼非常醒目，是无可争议的标志性建筑。

民间故事记录下万荣人对飞云楼的自豪感。冬天寒冷，住旅店的商人都想睡在火炕上靠近烟囱的炕头。掌柜的说，你们说说家乡的名胜，谁赢了谁就睡在热炕头。应县人先说，“应县有个释迦塔，离天还有丈七八”；接下来是固城人，“固城有个尖山寺，天爷磨得咯吱吱”；最后是万荣人，“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藏在天里头”。万荣人赢了。

董养明的童年记忆，与他入了古建筑修缮这一行后的经历完美契合。修缮飞云楼成为他多年的愿望，2012年，他顺利中标飞云楼修缮项目，梦想成真。

飞云楼是中国传统榫铆结构木建筑，三层四檐，高23.19米，中央四根高15.45米的通柱（永定柱）直达楼顶，支撑起楼体，四周另有32根木柱，面宽进深各五间，面积570多平方米。这座名楼造型精美绝伦，与名气更大、年代更早的应县木塔合称“南楼北塔”。它共有345组斗拱，大多并不承重，视觉冲击力极强。自楼下四周仰望，屋檐翼角翘起，曲线舒展流畅，宛若欲凌空而起。“藏在天里头”是夸张的说法，但飞云楼造型之绮丽和工艺之精湛，成为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座高峰。

“民间传说飞云楼是鲁班修的，说明它在大家心里很传奇。”董养明当年对飞云楼修缮项目志在必得。首先，因为他对这个行业已经有爱慕之心和使命感；其次，不能错过如此难得的学习机会，“如果中不了标，我哪怕去工地做工匠，白干，也必须要干。”他说，一定要看看飞云楼的结构究竟是什么样，要通过修复来理解古代工匠的工艺。

飞云楼所在的东岳庙，还包括山门、午门、献殿、享亭、正殿和阎王殿等建筑，但修缮的重中之重是飞云楼，“修复飞云楼花了500万，项目超出预算200万，赔钱了，但是我觉得我赚了，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真正认识到过去的工匠是纯粹的艺术家。”

他举了檐下椽子的例子，飞云楼的檐椽看起来加工得并不精细，甚至可以说很粗糙。在董养明的指引下，记者现场观察，发现一片屋檐下的椽子粗细确实不同，靠近翼角处的明显更细。椽子也并非一根根整齐排列，而是越靠近翼角的越轻微外伸，一列椽子的外沿近似弓形，这样的设计令云楼的檐角看起来更加出挑，楼体看起来更加轻盈。

董养明一再感叹，古代工匠用最普通的材料和恰到好处的工艺处理，就达到了精美别致的艺术效果。飞云楼既粗旷又细腻的工艺风格，在他看来近似于工笔画和写意画的组合，“斗拱等构件非常精细，椽子等构件则处理得看似粗糙，但这并不影响建筑的美感。”

那一次修缮，让董养明确认飞云楼保存下来的的构件基本都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但它的施工工艺与清代的营造规制不完全相符，是工匠因地、因材、因需灵活设计施工的独特创作。

董养明研究发现，飞云楼的营造者纯粹追求艺术美感，以至于力学原理都要让位。”他说，飞云楼并不是为了让人们登高望远而建，早期内部没有楼梯，粗大的永定柱上阻止人攀爬的铁钉保留至今，“这座楼就是让人从远处和底下瞻仰欣赏的，所以工匠特别注重外形美感的设计”。说它重视美感而轻视结构，是因为董养明在修缮过程中发现古代工匠添加了一些设计图纸上不会有的立柱，这些后添加的立柱也都很精巧、牢固，起到了很好的支撑效果，“虽然是边搭建边想出的办法，但他们肯定是很有把握的”。

万唐龙工厂里的飞云楼模型，是董养明继续研究古代工匠高超技艺与艺术巧思的道具，很多疑问通过模型得到了答案。例如，飞云楼四根永定柱根部被凿开了横向贯通的洞，人们猜测这是为了让木材的水分散发出来，但山西天气干燥，木材也都是干燥后才使用，这一解释说不通。“我做了模型后才发现，这几根柱子一旦和梁架组装起来就很难调教角度，柱子太粗，人力根本无法转动，这时在洞里插上杠杆就可以轻松地转动调整了。”

古建筑修缮的标准问题

董养明告诉第一财经，飞云楼既不是纯粹的《营造法式》规制，也不是纯粹的清代规制，“外形符合规制，但是结构、用材都是根据建筑自身的特点和实际的需求来造的，地方建筑不会生搬硬套官式建筑的规制。

修缮飞云楼耗时3年，超出了原本规定的工期，但这已经是董养明妥协的结果，“其实真正修好需要5年”，他说，更理想的情况是先用1～2年时间勘查、探测和研究所有的结构和构件。“应该在拆的过程中认识它、理解它，如果仅仅是拆下来就修复，很可能要修坏了”。

回过头思考自己早期的施工经历，董养明数次说到，当年一些得意的项目，现在再看并不满意。他认为飞云楼修缮项目才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真正的国家级十佳修缮工程水平，“修缮是否成功，要看建筑的魂是不是修复出来了”。

保留下来的古代建筑，除了故宫等皇家建筑，包括寺庙在内的地方建筑瑰宝基本上都是当地的百年大计，甚至要200年才造好。“我们如今要很快修好，难免要造成破坏。”使用原材料、原工具、原工艺，达到原状态的四个原则，是董养明在修缮实践中逐渐理解的。“比如一块砖，如果它还能起到作用，为什么要换？换之后使用的时间还未必有老砖久，更换往往就是为了美观。包括椽子，新换的可能三年五年就断了，原有的经过几百年还保留着基本的功能，还有的可能已经弯曲了上百年，这是历史自然形成的，能不换就不要换。”

由于勘测与研究不足，古建筑修缮工程的设计方案与施工脱节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也是这个行业各项标准普遍缺失的表现之一。施工方案应该精细到什么程度，修缮要精细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标准。入行30多年，董养明越来越感到建立行业标准迫在眉睫，他希望参与其中做一些事情，这不是野心，是一个资深行业人士的责任和使命。

古建筑基本上都没有留下图纸，修复时只能通过勘测、观察和思考来了解当年工匠的技艺和巧思。“修复其实是古今心与心的碰撞，要了解古代工匠的魂，要通过现存的这些构件找到他们的灵魂。”董养明说，修缮施工必须要回答古人为什么要那么做，想要表达什么，必须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不然就会修出问题。他再次强调，古建筑修缮的勘查和测绘非常重要。

使用原材料、原工具、原工艺，达到原状态，这四个修缮原则是董养明在实践中逐渐理解认同的。哪里有问题补救哪里，其他的地方再旧也不能动，董养明依据古建筑修缮的最小干预原则，要求技术人员必须拍摄施工现场的照片给他确认，拆构件的过程也要拍视频发给他，“发现有问题我马上叫停，马上去现场查看情况”。

不是历史上最能的人

“现在解决亟需解决的问题就可以了，其他的疑难杂症可以留给后人，我们不是历史上最能的人吧？”董养明面对古建筑的谦卑令人记忆深刻。他是施工方，但立场没有被这个身份限制，而是自然而然地“进化”为古建筑保护和修缮行业更新的推动者。

万唐龙公司发展壮大后，项目越来越多，不断有新员工加入，其中很多人是古建筑修缮行业的老把式，高级技师。与这些人的合作，让董养明意识到行业的潜在危机。“有些人比我资历老，但现在还是十年甚至二十年前的修缮理念。”

修缮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工匠因为理念的落后，不把古建筑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不把保护当做底线，导致修缮反而成了破坏。他把自己的工厂作为培训基地，把学来的技术和理念传授给员工，“虽然我要求高，但是他们在我这里进步确实快。”

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等组织的专业培训，董养明都会参加。以前，他派公司员工参加培训班，发现他们常常不珍惜机会，学到了什么根本讲不出来。“后来我就自己去，回来再给员工讲学到的东西。”

2018年，董养明到北大文博学院古建筑规划与设计研修班进修，汲取国际先进修缮理念的同时，也加强了与学术界以及全国各地行业领军人物的交流。在课堂上，董养明学到了古建筑修缮的最小干预原则，了解到保护古建筑历史信息的重要性。“古建筑考古要依据原始构件断代，如果修缮时把构件都换了，就丢失了很多原始信息，给后人留下错误信息，导致越修越乱，一错再错。”

尊重古人的智慧与技艺、尊重古建筑的历史信息，这样的理念在古建筑修缮一线仍未得到普遍认可和执行。董养明说，从保护和修缮的角度看，现代工匠的技术很难赶上古代工匠。目前从事古建筑修缮施工的，基本没有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的都很少，大部分是初中、小学毕业，几乎没有能力做到古代工匠的水平。而几百年、上千年前的古代工匠，“他们一生就干这一行，有责任感，也有文化素养”。现在的工人往往没有情怀，有情怀的专家、管理者又远离施工一线，导致古建筑“一修就变味”。“我们解决亟需解决的问题就可以了。”他说，佛系一点，反而是对历史负责。

把古建筑修缮当作兴趣和事业，董养明觉得自己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过去对古建筑修缮的理解远远不够，到现在才感觉到摆脱了懵懂的状态。以前的修缮思路，和现在很多一线工人的状态一样，其实是‘盲工’，处于茫然的状态。”

工匠精神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工匠出身的董养明说：“（工匠）一辈子做一件事，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但要看是不是用心在做，魂在哪。真正的工匠是把自己的身心都投入到一件事上，那是他的兴趣，不会感觉到累，这才是工匠。干一行爱一行，爱这行才去干，干的过程中才真正知道要怎么爱它。”

时常有人建议董养明退休去享受生活，他不以为然。“不干这行，我要去干什么？不存在退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