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影响历史：魏晋风度其实是大瘟疫造成的看破红尘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是于赓哲的最新著作，但他不想把这本书看成一部简单的“中国医学史”或者“中国疾病史”，而是希望将疾病和应对疾病的手段作为“读史”的窗口，不仅呈现疾病如何在不经意间改变中国历史，还有古人为了对抗疾病、追求健康与长生所采取的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及对古代中国思想的冲击。

东西方对瘟疫的记忆方式不同

第一财经：有人认为，与黑死病对中世纪欧洲，以及天花等传染病对美洲的影响相比，中国没有哪一次疾病或者瘟疫流行对历史的影响有那么大，所以中国人对瘟疫不是那么“敏感”。你赞同这种说法吗？

于赓哲：疾病对中国历史影响肯定也非常大，比方说，东汉后期那场大瘟疫持续了几代皇帝，明末大鼠疫对历史影响也非常深远。但为什么在历史记录中，中国的这些瘟疫看起来都没有黑死病那么触目惊心呢？这就涉及东西方对历史记忆的方式不同。西方人之所以对黑死病有不可磨灭的印象，主要有两个缘故，一是黑死病确实蔓延了几百年，持续时间长，死亡人数也非常多。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时宗教生活在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而黑死病造成了教会权威的衰落，促进了人们的反思，间接引发了文艺复兴。所以对西方人来说，黑死病是他们的一个历史节点、里程碑，被反复提及、反复强化，直到今天变成一个符号化的东西。

而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历史上可以说是“无疫不在”。也正因为灾害太多，中国人自古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当强。而且中国的正史记载中，往往把包括瘟疫在内的灾害放到五行志部分记录，在“天人合一”的大框架下，和旱灾、水灾、地震等放一块儿。也就是说，古人认为瘟疫是一种阴阳变化，视之为王朝更替、统治者道德缺失的标志。再加上我们又是一个世俗社会，多次出现的瘟疫也没有造成思想上有什么本质变化。因此在历史记忆当中，我们只知道中华民族曾经有很多灾难，但瘟疫从不会单独拿出来进行强调。

第一财经：你刚才也提到中国是个世俗社会，而历史上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摧毁了印第安人原有的信念，黑死病同样也动摇了教会对欧洲的统治。为什么除了东汉末年大瘟疫导致道教兴起，整体上中国因疾病而造成的“信仰改变”或者“信仰危机”不多呢？

于赓哲：可以这么说，其实我们的宗教信仰早已变换着自己来应对疾病，中国人才没有因为疾病而怀疑原来的信仰。比方说，道教自诞生之初，就与祛病消灾密切相关。道教为什么要发明长生药、金丹？说白了就是为了迎合人们对消病长生的愿望。佛教原本对今世肉体是不重视的，崇尚来生轮回，这是佛教的根本教义。但是我们看到，佛教传入中国后适应了中国人世俗化的要求，越来越强调消灾避难的作用。观世音崇拜就是一个典型，我们强调他救苦救难，几位菩萨中观世音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很灵活，一直有种功利性，也一直服务于人对消灾祛病的要求。毕竟古人应对瘟疫的手段有限，尤其是瘟疫怎么起来？为什么有的人得有的人不得？这些问题往往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宗教上的思考。在这种情况之下，原本就已经迎合中国人消灾祛病愿望的这些宗教，反倒会借此吸引大量信徒。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再强悍的瘟疫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染，这种差异性就带来了各思想流派的思考，像儒家特别强调德行与瘟疫之间的关系，认为有德行、有正气的人就可以避免瘟疫。

东汉和明末瘟疫对历史的影响

第一财经：在你看来，哪场疾病或者瘟疫对中国历史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赓哲：当然是明朝末年的大鼠疫，这种影响不是很多人以为的明朝灭亡导致中国跟西方拉开距离，其实清朝前期也是比较有作为的，中国文化走到后来之所以不可能发生西方那种工业革命，是因为中国根本不具备那种社会结构和思想。但明末鼠疫在新旧王朝交替方面，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方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专门写过一篇论文。当时南北方都有鼠疫，北方尤为严重。这场鼠疫的关键点在于，如果发生在太平时期，虽然也会造成很多人死亡，但不会带来那么严重的后果，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但当时明朝已经千疮百孔，一方面内部腐败，官民矛盾尖锐，有农民起义，关外满洲人虎视眈眈。瘟疫之前还暴发了持续多年的旱灾——旱灾和鼠疫往往是前后脚发生，这在历史上是个普遍现象。果然，鼠疫很快就暴发了，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破坏了明朝政府的税源和兵源，而且造成了大范围流民。流民又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所利用，作战时把流民放在前头作为第一波冲锋。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见，明朝根本经受不起打击，历史进入一个谁都无法解开的死结，于是崇祯皇帝无回天之力，明朝很快就在鼠疫、农民起义军和满洲铁骑三方势力联合作用之下垮台。

第一财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哪场疾病或者瘟疫，使得原有的思想观念发生很大改变呢？

于赓哲：东汉末的那场大瘟疫导致了东汉分崩离析，此后出现了一个分裂时代，并且带来了思想方面的巨变，当然，这个巨变肯定赶不上黑死病对欧洲的影响，但也对中国人影响很大。我们可以注意到，魏晋名士那种看淡生死、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背后就是瘟疫造成大量死亡而对人生失望。东汉末三国初的人对待生命的态度跟今天截然不同，他们认为人生苦短，有抱负有理想就要尽早实现。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面说魏晋时出现了“人的觉醒”，其实就是当时的人“看破红尘”，对名教、原有的思想体系失望，这也是人在面对大量死亡时往往会有的心态。前面我讲过，儒家认为有德行、有正气的人就可以避免瘟疫，但当时的“建安七子”在同一年就有好几个死于瘟疫，大家一看天下名士尚且如此，就会想原先这套名教的东西有什么用？于是人生态度发生了剧烈变化，此后要激荡几百年，等隋唐重新统一，国家再也没有发生大瘟疫，于是孔颖达主持编写《五经正义》，儒家就此“收拾旧山河”，重新占据重要思想位置。

疾病在历史研究中被忽视了

第一财经：正如你在书里指出的，朝代灭亡背后有时也有疾病的影响。但很多历史书提到王朝更替，更多是谈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等人为因素，对瘟疫、疾病这些非人为因素谈得比较少。为什么会这样？

于赓哲：传统史学强调君臣得失，也就是强调人治，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因此疾病这个因素是两头不靠，就容易被忽视。尤其是二战后人类进入一个非常幸福的阶段，不仅大多数人能吃饱饭，人类还有六七十年没遭遇过大危险，就很容易丧失对疾病的警惕。这种情况下，要强调疾病对历史进程影响有多大，说瘟疫在历史上曾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即便把死亡数据放出来，很多人都很难感同身受。对他们来说，那也只不过是一串数字，不会思考瘟疫会带来怎样深层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政治变化，更重要的是造成了思想和思维模式变化。

但2003年的“非典”，以及至今还没结束的新冠肺炎疫情，某种程度上是在警告人类，还远远没有战胜瘟疫，瘟疫对人类历史影响其实非常大，古代有，现在也有，尤其在你放松警惕的时候，它往往会来恶狠狠的一击。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人治社会里，君主个人秉性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确实存在，而疾病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樊树志在《晚明史》中也说，万历皇帝从年轻时奋发有为到后来长期不上朝，一个原因就是身体越来越差。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也为明朝灭亡埋下了种子。这样说来，其实有些非常偶然的因素会左右历史的进程？

于赓哲：是这样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唯物史观，对经济基础很重视，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是非常合理的。但我们还有必要做一点补充，有时环境、疾病、气候方面的因素，往往也会影响历史发展。而原先历史研究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所有的历史人物都预先设定为一个理性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有历史规律的。其实不是这样，人有时候会做出一些没规律的事，就像我们谁不干几件后来想着都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必须注意到历史发展中的这些偶然性。

而且什么叫“人治社会”？人治社会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君主的个人意志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整个政治机制当中缺乏对这种非理性行为的纠错。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见君主的很多因素会左右他的决策，比方说他的世界观，他的受教育程度，他的性格，当然疾病也会影响他，因为疾病直接影响人的心智，我们自己有时候得了病心情就烦躁了，更不要说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再来点相关的影响，比方说吃个丹药，那就会变得脾气暴躁，有一系列疯狂的举动，最后可能会变成政治大事。

所以历史进程非常复杂，就像人性一样，既有大的规律性，就是历史发展方向，又有很多意外，很多分支，一些非规律性的因素。对学者来说也算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因为全部都找得到规律的话，有时也有点索然无趣了。

古代无法走向流行病学研究

第一财经：历史学者余新忠在《瘟疫与人》的译者序中提出一个问题：“魏晋和宋金元时期，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而这几个时期恰好是中国历史上疫病高发期，同时也是欧亚大陆传染病模式动荡调整时期，这是巧合还是有必然联系？若有联系，是瘟疫促成了统一，还是统一阻止了瘟疫？”你怎么看？

于赓哲：恐怕跟统一不统一没有多大关系，关键还是战争。战争会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环境失衡，环境失衡就往往引发瘟疫，然后流民以及军队又变成了传播瘟疫的最佳渠道，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来讲战乱往往伴随着瘟疫。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分析了古代无法诞生真正的现代医院的原因。这也是中国即便自古疫病不断，但传统中医始终没有能走向流行病学研究的原因吗？因为即便是控制住清末东北大鼠疫的伍连德，也是在剑桥大学获得的西医博士。

于赓哲：传统的中医对于传染病的机理研究始终是在伤寒、六淫框架内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传染病的病原问题和感染渠道存在认识模糊的地方。但也有认识比较清晰的时候，比如明末大鼠疫当中，医人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提出，伤寒之外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而且明确指出这种戾气由口鼻传入，将原先模糊的邪气致病渠道说明确化了，那他极有可能是意识到了那场瘟疫是一场肺鼠疫，而不是腺鼠疫，认识就比较先进。

但话又说回来，不是说某个人有了先进的观念，就立刻能够把它变成全民共识。所以吴又可之后，古代中国对待瘟疫的思想仍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另外，古人还把瘟疫看作是鬼神之病，尤其是民间，老百姓更加相信这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对瘟疫缺乏明确认知，治疗预防当然也就缺乏理论支持。

但是这里我必须要强调，请你在报道当中也一定要写出来，中国自古以来通过实践，也有很多行之有效的防止瘟疫的方法。比如说，农业生产当中大量使用人的粪便追肥，带来的意外结果是城市粪便得到及时清理，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卫生就很差。消灭天花的种痘之术，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从先秦开始，我们也建立起隔离制。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防止瘟疫的方法，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手段去推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诞生出公共卫生机制来。公共卫生机制西方人原来也没有，是19世纪时随着国家近代化完成后在西方建立起来的，这种机制是遏制瘟疫传播的最有效手段。

公共卫生机制跟一般的医疗卫生区别在哪里呢？最主要的特点是，一定要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并且全民参与。但中国古代缺乏这样一个机制，所以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都得不到大规模的强制性运用。中国公共卫生机制从清末就已经有了，真正行之有效是从中央苏区根据地开始建立，新中国成立后就变成了全国性的制度，这时公共卫生机制比较健全，发挥的功效也越来越大。

《疾病如何改变我们的历史》

于赓哲 著

中华书局 202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