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是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现在关于碳中和的讨论非常多，包括最近对于中国经济当前运行的关注，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绿色转型碳中和的时候也强调要先立后破，这反映了怎么样处理好中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的积极影响的关系。我们怎么思考、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我想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我的一些思考。

绿色溢价：更具操作性的分析工具

从绿色溢价这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来统领分析，为什么绿色溢价和我们一般讲的碳的价格比较，它是更合适的指标？大家可能关注到很多讨论，比如欧盟提出的边境调节税。中国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已经开始了，由此形成碳的价格。这个应该是气候经济学、气候经济分析传统的经济学概念，它背后的基本逻辑是碳排放相关的经济活动有一个典型的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排放带来的收益是个体的，但是由此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危害由社会承担。这种外部性很难通过现有的市场交易或者价格来内部化，形成一个约束机制，怎么办？纠正这样的外部性就是要把碳排放的社会损害成本货币化，要让碳排放的经济主体付出相应的代价。

这是一个理论概念，在过去二三十年，在其他一些经济体，尤其是欧洲已经开始做了，有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碳交易市场也好，碳税也好，形成的碳价格，到底能够发挥多少作用？这个是有争议的。而这个争议的原因，是因为碳排放的外部性不是一般的经济的外部性，像金融危机、空气污染。今天的碳排放影响是50年、100年以后的事情，怎么评估几十年以后它的危害，这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碳排放影响的是全球。它不像局部的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影响当地，化工产业的排放污染当地空气。二氧化碳的排放影响的是全球，所以它有一个全球的视角，怎么来协同？由此带来很多争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是不是应该承受同样的碳价格？怎么样平衡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从宏观经济来讲，怎么样平衡当前的经济影响和长远的碳减排、碳中和的目标？这些都是纠正这个超时空的外部性所面临的挑战。

由此使得过去几十年应对气候变化与碳价格为基础、为概念的分析框架面临很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最终的体现就是对碳价格水平的争议，怎么样平衡当代和未来？怎么样平衡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碳价格水平到底应该是多少？我们在这本书里也引用几个例子，Nordhaus是研究气候经济学获得2018年诺贝尔奖，他估算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是37亿美金。另外一个经济学者，伦敦经济学院的Stern教授，也是著名的气候经济学家，他估算碳的社会成本是266美元。同样是学术界两位教授，但是估算的碳价格差别很大。两届美国政府，奥巴马政府估算是42美元，特朗普政府估算是7美元，差别也很大。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所设定的贴现率，也就是说怎么平衡当代和后代的利益，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因为有争议，就很难有共识，尤其是国际之间的协同，导致解决碳排放的问题往后拖，这就是现在全球面临的挑战。

为什么说绿色溢价是更好的思维框架？从操作性角度来讲，解决碳排放问题是鼓励人们使用清洁能源或是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化石能源。这里所谓的绿色溢价，简单来讲，可以把它看成是清洁能源的成本和化石能源成本的差别。现在绿色溢价还是正的，所以清洁能源的成本高于化石能源成本，经济主体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来做能源转型，或者说做能源转型付出的经济成本比较高。

绿色溢价下降需要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发挥作用

绿色转型，实现碳减排、碳中和，从操作层面来讲就是要把绿色溢价降下来，把清洁能源成本降到低于化石能源成本，也就是实现绿色溢价为负数。怎么降低绿色溢价？其中一个方式就是通过碳价格来增加化石能源成本，通过增加使用成本促使人们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但是问题是，这种方式对现在经济活动带来负面影响，能不能承受？在多大程度上承受？所以光靠碳价格显然是不够的，或者对当前经济影响可能特别大。

还可以靠什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技术进步、科技创新来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当然，技术进步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也需要政策的引导，甚至需要政府的投入，技术进步也有外部性。技术进步的外部性是投入是自己的，收益是社会的。发明创造是整个社会收益，但是研发的投入是经济主体、经济个体的，所以个体是没有足够动力来做技术创新。也就是说靠碳价格来引导技术进步的动力是不足的，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干预。

第三是社会治理问题。很多时候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清洁能源的使用以及技术进步，是社会理念、文化和生活习惯的问题，所以社会治理，从理念、文化到基础设施、到城市规划等等，是一个更广义的、超过技术层面，也可以说是超过能用货币衡量的文化价值成本、社会能力成本。所以绿色溢价是更综合的指标，它反映的是使用绿色能源进行绿色转型的经济体系，而不仅仅碳价格或者技术本身。这是我们这本书特别强调的治理体系。

以绿色溢价作为指标，，2015年以来中国八个行业的绿色溢价有明显的下降，这背后还是科技创新、技术进步的作用。

碳减排的主要抓手是电气化和清洁发电

这是从行业角度来讲，如果分八个行业来看未来碳减排的路径，应该说电力、钢铁是两个排放占比最高的行业，尤其是电力行业占40%，钢铁行业近20%。现在，电力行业的绿色溢价已经比较低了，它的碳排放占比又那么高，这是未来十年推动碳达峰的主要行业，尽量把所有的经济活动电气化，发电从化石能源转化为清洁能源。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困难的、绿色溢价高的行业，比如建材、水泥，因为这些行业的制造流程、制造工艺很难电气化，还有一些交通运输、航空、原油、化工等等，绿色溢价比较高，这些要靠突破性的、真正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这些技术创新需要更多的公共政策的引导、公共投入。

我们的研究从技术来讲分成几个大的路径的话，未来最主要的抓手首先就是电气化、清洁发电，其次是节能减排、社会治理。

这里面要特别强调的是，清洁能源，尤其是光伏、风电，有很强的制造业属性。制造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规模经济，要么是生产的规模，要么是需求的规模，规模越大，使用的量越多，就越容易使得它的单位成本降低。过去十多年可以明显看出，随着装机容量的增加，中国光伏、风电的单位成本造价大幅下降，这是中国的优势。我们既是制造业大国，又是能源使用消费大国，这种规模经济效益对中国来讲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对能源安全、经济安全、经济效率都是新的发展机遇。

碳市场减排目前遇到的三个挑战

从碳价格来讲，碳税和碳市场，应该说各自有各自的优势。碳市场建立在碳减排明确目标基础之上，分配碳排放的权力，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一个价格。它比较好的地方是减排目标比较明确，但是不好的地方是它的价格波动性比较大，不利于企业做相对长远的规划，不利于企业做一些创新。碳税相对来讲价格更稳定，有利于企业长远规划，有利于技术创新，但是对碳减排目标不是那么清晰。所以这两个都有各自的优劣势，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是不管哪一个，或者两个一起，不能指望它们完全解决问题，甚至不能指望它们成为主要的载体实现碳排放、碳减排。

这里有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平衡短期和长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30年时间，在短时间内实现绿色转型目标的挑战，必定会给短期的经济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平衡短期和长期是重要的宏观政策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局部和全部。空气污染是局部问题，碳排放是全局的问题。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有可能会导致碳排放在国家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些地区集中度上升，二氧化碳排放集中度上升，导致当地局部的空气污染加重。也可能整个国家的碳排放是下降的，但是某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是加重的，这就需要综合治理。

平衡效率与公平跟局部与全部也有一定关系。陕西、山西、内蒙的经济活动对采矿、火力发电这些化石能源的依赖比较高，所以整个绿色转型对他们的经济带来的挑战、带来极度转型的痛苦可能比其它地方高。从公共政策角度讲，怎样协助这些地方进行经济转型，这是一个挑战。

最后一个挑战是国际协作。不同国家，收入水平和经济运行机制不尽相同。有些国家可能把希望寄托在碳价格上，而中国更多是采取一些行政性手段，会比欧盟调控效果更有效。在这种情况下，碳价格起的作用不一样，会涉及到国际间协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碳价格是否应该一样，它是一个争议焦点。

碳中和经济学对我们的三点启示

最后，我想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谈一谈碳中和。它对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经济结构、经济政策有哪些启示，又有哪些值得反思。

第一，绿色转型要系统性创新。这个创新一个重要方面是科学技术创新，也是组织方式创新，包括如城市化在内的经济规划设计，包括整个社会的习惯、文化、理念等。系统性创新不仅是纠正外部性，更是所谓的超时空的外部性。其中涉及的技术进步需要政府公共投入发挥关键作用，尤其是一些突破性、颠覆性的技术转型。

第二，这样的转型既有发展新机遇，比如技术进步带来的发展新机遇，比如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发展新机遇，也面临短期的挑战，可以把它形容为成本的上升、经济下行。判断到底是挑战还是发展新机遇，这要看政策的执行和政策的导向。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强调科技创新推动绿色转型，要大力推进技术进步、科技转型，大力推进政府和公共投入的投资，如此“大力度”推进对短期经济是支持，由此带来的技术进步，对整个转型路径、对发展新机遇是重要的驱动力。

第三，碳中和对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思维带来了挑战，包括怎样更好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处理好效率和公平。最近大家可能都在关注中央财经委会议中强调的共同富裕。其中有一些新表述不是突然发生的，但市场出现了一些反应。其实在过去几年甚至更早时间，已经看到大的方向，从反腐到扶贫、减贫，到现在的绿色转型，到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大的方向就是反思在过去四十年全球自由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应对其带来的负面挑战。这个不仅是中国，美国、欧洲，甚至全球都在这个大的方向上发展，只不过不同的国家体现的形式不一样。

所以碳中和不仅仅是绿色转型问题，也不仅仅是创新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经济运行模式、思维模式和政策框架转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载体和重要方面。

内容来源：中信出版 灰犀牛

（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