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提振消费作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通过财政政策直接支持家庭部门,以应对需求不足、促进共同富裕和应对地缘经济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技术进步使资本部分替代劳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帮助劳动者用更少时间完成同样的工作,提升劳动生产率。
波澜壮阔的AI热潮似乎都因楚辞的“大论”而起,也似乎都因“大论”而终。
一方面,中国可积极参与到清洁能源时代全球贸易与投融资体系的治理改革进程中,促进相关规则的修订和完善,使之与全球绿色转型的发展需求相匹配。
虽然碳价格在中国发挥的作用较小,但中国的新能源使用和扩展速度快、规模大,显示从供给侧推动了绿色转型。
如果没有财政扩张的配合,央行购买国债可以增加流动性供给,但对总需求的促进作用可能有限。
尽管证监会“一揽子”举措不乏一些超预期表述,但投资者不应过于悲观,应坚定政策内生于形势的理念,增强信心。
中国经济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安全资产需求较强的问题,政策需要从促进国内消费和最终需求的方向入手,最有效的实现路径是要财政与准财政发力、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投放。
大V有话说 | 20年、30年后的科技可能使今天的债务不是问题,也就是说蛋糕做大了,两代人之间的分配不是零和游戏,因此公共债务扩张是相对可持续的。
大V有话说 | 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2亿,拥有全球第一大制造中心、第二大消费市场,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的固定成本分摊,再或者科研、经费成本分摊等,我们都有优势。
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政策一方面有利于刺激短期增长,另一方面可以在长期促进科技创新水平。
新趋势下,美国的金融优势和中国金融劣势将有所淡化, 对人民币国际化乃至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带来新的动力和深远影响。
投资的问题是债务负担太重,消费的问题是中低阶层收入增长太慢,这是我国结构性问题和周期结合起来面临的矛盾。
如何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含义,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性资本的竞争性相比土地下降。与农业经济相比,工业经济的规模效应有所提升,这解释了为什么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变快,带动了人类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竞争性更弱。
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生产力的提升,对生活水平提升的影响,都可以简要的被总结为G2模式。
逆全球化时代,大国影响全球产业链和经济格局的能力可能反而是增加的。
在逆全球化时代,历史并没有终结。
国内未来的经济政策环境对资本市场相对友好。
作者:彭文生 谢超(彭文生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本文参考:2022年8月19日中金研究院已发布的《乘数效应下降,政策发力需要直达最终消费》,作者信息为:
高耗能产品出口数量与价格呈现跟随特征,国内外能源成本分化或将导致下半年化工、有色等高耗能产业出口显著增加。国际能源波动下高耗能产业套利机会增加,为避免国内能源消费量过度增加、能耗水平反弹,需要更加敏捷弹性的高耗能产业限制、升级措施。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三年蝉联《亚洲货币》宏观研究第一,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中文著作《渐行渐远的红利》获第一届“孙冶方金融创新奖·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