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民众关切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社民党支持率后来居上

德国大选已经进入最后一个月的冲刺阶段。尽管半年来选情纷繁复杂，但最新两项重要民调（INSA/Forsa）结果显示，社民党的支持率已经赶上甚至超过执政党联盟党，这是2006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

应该说，这样的变化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社民党的支持率近三个月来一直稳步上升，而其最大竞争对手联盟党却节节败退。社民党候选人肖尔茨的支持率更是已经领先其他两位竞争对手一月有余，而且优势还在不断扩大。根据多项主流民调，目前肖尔茨担任总理的呼声已经超过了其他两位候选人之和。

德国民众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再思考

支持率此消彼长的原因首先与德国7月的世纪洪灾有关。由于联盟党候选人拉舍特被拍到在视察灾区时开怀大笑，致使个人及联盟党的支持率一落千丈。反观肖尔茨，他作为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一直以务实形象示人，在灾情发生后多次视察灾区，嘘寒问暖。随后财政部公布了总额为4亿欧元的紧急救助方案，这无疑直接为肖尔茨大幅提升了人气。

选情的变化固然与候选人的个人因素及一些特殊事件有关，但其背后折射出更多的或许是德国民众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再思考。

传统福利经济学观点认为，效率与公平一直是一对需要取舍的矛盾。而德国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较好地把社会福利与市场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它以创立“竞争秩序”为核心，秉承价格机制、保障竞争、市场开放等原则，通过以国家有限且必要的干预，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性保障。

从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满目疮痍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从90年代的两德统一再到本世纪的欧债危机，德国经济之所以展现出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强的韧性，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功不可没。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社会市场经济既是一种制度理论，也是一种经济实践。因此，国家干预的多寡、效率与公平的侧重点在其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不断地被修正，这和各个时期的德国内外环境密切相关。

社会市场经济实施初期，德国百废待兴，特别强调竞争与效率的必要性，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颁布了《共同决定法》等一系列包含社会政策的法律。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德国采取了较多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方法，直至80年代才逐步减少对于经济活动的直接影响，实现了经济效率的主导。两德统一后，面对东部的高失业率，德国采取了企业托管，并把社会福利政策向东部倾斜。

虽然每项政策的背后总不乏批评者，但总体而言，该模式历经了种种风雨及多次政党更迭，其总体框架依然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直至今日仍是主导德国发展的经济制度。

重新调整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

如今，德国正面临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国内外诸多挑战，德国的社会矛盾也随之加深。民众对于通过一场大选来重新调整社会市场经济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较大的贫富差距是德国目前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几何累进制税率和转移支付有效防止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因此，德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十多年来一直维持在0.29左右的低位，但是，最富有的10%家庭的净收入从2000年至2018年增长了25%，而同期全德家庭平均净收入增长只有14%。

在财富方面，2017年德国最富有的10%家庭的平均净资产达到了55万欧元，占总数的55%。而全德家庭平均净资产为23万欧元，中位数净资产只有7万欧元。而且，随着资产价格的上升，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德国2020年的财富基尼系数达到了0.77，比2017年增长了3%，是欧洲财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新冠疫情更是加重了贫富间的剪刀差。根据德国社会经济研究小组的一项问卷调查，疫情初期约有三分之一的被访者收入降低。尽管有政策扶植，许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还是陷入了失业和贫困。德国的登记失业率比疫情前上升了约一个百分点，哈茨IV失业救济金的申请人数也有所增长。

贫富差距长期以来一直是德国民众关注的焦点。三年前，一部名为《不平等：财富如何变成权力》的纪录片让人们走进了德国富豪不为人知的生活，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民调显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收入及财富差距过大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尽管未发生类似黄马甲运动、弗洛伊德抗议游行、攻占美国国会等大规模暴力事件，德国近年来依然爆发了多次反对社会不公的示威活动，并偶发冲突。

因此，包括执政党联盟党在内的多数党派都在今年大选中表现出对社会公平的关注。而日趋中庸的社民党在大选之年一改以往形象，愈加鲜明地展现出更多的左翼立场，其支持率后来居上或许正与此有关。

以税收政策为例：社民党计划进行一场税收改革，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将下降。对于高收入者而言，个税最高税率将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5%，这与联盟党的全面降税形成了反差。社民党还准备改革遗产税，向富豪征收财富税，引入金融交易税并开征电商税。夫妻共同报税优惠方案也将进行修改，以惠及更多非婚家庭。此外，原本已于今年取消的团结税将继续对高收入者保留，对公益捐赠个税扣除、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个税抵扣也将做出限制。

德国以租为主、以购为辅的住房模式曾经是其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中值得骄傲的一张名片，无论是房产价格还是租金在2010年前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稳定性。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充分的供给。如今，德国住房总量中40%以上是在1949年后的30年内建设完成的，其中一半是社会福利住房。政策性银行通过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等方式支持其建设。上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福利住房逐渐退出了舞台，德国住房建设也显著放慢速度。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引导下，房产投资气氛愈浓。

随着近年来房价和租金的快速上涨，年轻人不满情绪凸显。社民党在竞选纲领中包括了每年新建40万套住房，其中包括10万套社会福利住房，并为住房市场引入非营利性机构。针对租金上涨，社民党提出了其幅度应和通胀率一致的管制目标。

低生育率已经困扰德国多年。为缓解这些问题，历届政府已经制定过生育补贴、育儿假期、儿童金、儿童免税额、免费教育等诸多政策。社民党此次提出了儿童政策四大支柱，包括两周父亲育儿假、10个月每月最高900欧元的父母补贴、最高90天的照顾病儿假以及允许因照顾直系亲属而缩短工作时间。此外，儿童补贴在每月250欧元的基础上，将根据家庭的收入、教育支出等确定最高金额。

相较于英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对于限制竞争的行为一直具有强烈的警觉，无论是技术垄断还是资本垄断，无论是一家独大还是企业勾结，只要是滥用市场支配行为都被视为国家必须干预的对象。

德国在反垄断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之一。2019年，德国针对数字平台经济和科技企业进行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十次修订，同时加强了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干预权。

联邦卡特尔局早在2016年就开始对脸书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调查。去年6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脸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非法收集、处理用户数据的指控成立，联邦卡特尔局有权对其在德国境内的相关行为予以限制。整个2020年，联邦卡特尔局针对19个企业不法勾结案件总共开出了3.58亿欧元的罚金。   

无论是税制改革、住房保障，还是儿童政策、反垄断措施，这些都是德国大选中的焦点，几乎所有党派都在竞选纲领中回应了这些问题，只是在解决思路上有所不同。相比而言，社民党的方案或许最能激起民众心中对于公平的强烈渴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