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央行已经步入降息通道,逆周期、调结构的政策组合拳虽然不能让德国快速摆脱增长困境,但隧道尽头的微光已经越发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欧盟在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额从2019年的61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265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即便能源价格进一步走低,由食品、劳动力等因素引发的通胀也不会很快消失。
除了能源成本,乌克兰危机和新冠疫情造成的供应链瓶颈也同样推高了通胀水平,德国6月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1.9%,这对于低收入人群影响尤甚。
德国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决心是坚定的,即便道路险阻。
俄乌冲突不仅仅是德国外交、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转折点,也使其经济复苏蒙上了巨大阴影。
理性地看,随着天气的转暖、疫情最严重阶段的过去和供应链的逐步恢复,再加上美联储紧缩周期的开始和德国债务刹车的重启,此次通胀的程度或许不会过高,其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但如今,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德国也无法独善其身。
鉴于此次大选碎片化严重,单一政党最高得票数创历史新低的情况,德国极有可能迎来有史以来第一届由三个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
财富税只是众多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方法之一。它必须与资本利得税、房地产税、遗产税等一起协同实施,构建完善的税收体系。
选情的变化固然与候选人的个人因素及一些特殊事件有关,但其背后折射出更多的或许是德国民众对于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关系的再思考。无论是税制改革、住房保障,还是儿童政策、反垄断措施,这些都是德国大选中的焦点,几乎所有党派都在竞选纲领中回应了这些问题,只是在解决思路上有所不同。
随着全德No-Covid抗疫策略的实施与疫苗接种的全面铺开,疫情迅速好转,对德国经济强劲复苏预期也变得更加乐观。但在乐观信号全面释放的背后,德国经济复苏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对于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的德国来说,下半年的挑战颇为艰巨,既要带领欧洲走出经济的泥潭,也要积极抗击疫情,并准备好应对潜在的第二波病毒大流行。
近年来,德国对财政支出较为谨慎,推崇财政平衡,避免赤字。但此次疫情让德国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在特殊时期完全可以突破宪法规定的“债务刹车”限制。
德国政府这几年对于外资并购审查越来越严格,干预的门槛无论是25%还是10%,这些标准的制定其实并没有足够依据,完全是政策制定者“知识的僭越”。
卡伦鲍尔虽然有着大量的地方工作经验,但她在国家层面的履历十分单薄,明年四个州的地方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将成为很好的试金石。
德法两国只有制定出更有说服力的预算方案,才有可能实现一体化过程中的关键突破。
默克尔的离开不但会引起德国国内政坛的动荡,而且将减缓欧洲一体化的步伐。
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