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从长沙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路，与若隐若现的历史连线

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夫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梁思成、林徽因交谊甚笃，在为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写的前言中，史景迁认为，“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

不过，因为有了西南联大所迸发出的生命之光，我们似乎可以稍微自我安慰，那时毕竟有这么一群热血师生，有这么一种蓬勃开朗的大气象，在边陲之地生根发芽，变得郁郁葱葱。正是由于西南联大的特殊性与不可复制，近二三十年的文学、传记、纪录片对其有很多关注。西南联大在我们的重访中不断衍生，似乎有了某种神圣化的倾向。

杨潇是曾经的知名媒体人，也有湖南知识人身上那种重视行动的传统，《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单向街/单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作为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就是他徒步重走西南联大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西迁之路的创获，文字清丽，很有叙事的节奏感与画面感。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 著

铸刻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5月 

当然，如果作者对于历史研究的动态搜索更真切一点，或许会避免一些误判。比如，他引用日本学者石岛纪之1988年的论文，判定当前学界对于蒋介石及中央军进入西南的影响评价单一，就严重忽略了近代史学界近二十多年的最新研究。更不要提一些历史名词的隔膜。

从人生乐事到家国之变

随着北洋势力的消亡，战前的北平不再是政治中心，但它在学术、文化上依然可圈可点。用钱穆的话说，当时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加上物价便宜，中外交往频繁，学术与学人可以安心治学，假以时日，很可以成就一个中国学术的盛世。

同一时期的首都南京，此前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一家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此定居，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所长傅斯年给赵元任布置的研究室非常讲究，“隔音地毯都是北平定制的，照全房间的大小，是一色儿灰白色的厚地毯，各种仪器也都是从外国订购的，因为他想这些以后是大家终生的事业，学者可以安心发展他们的专长了。”学者家属也都做好了定居南京的打算，纷纷准备买地建房。

这一切，因为日寇侵占北平、炸平南开大学而戛然终止。

南开被毁，该校教育学教授，兼任大学部主任、秘书长的黄钰生写信给妻子梅美德，告知家中什物已荡然无存，他的这位芝大同窗、美国华侨女子回信：“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若校产毁而私产存，就可耻了。现在你有我，我有你，还要什么？”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私立南开大学，几经周折，落脚长沙，合组办学，史称长沙临时大学或临时大学，文学院则在南岳衡山开办。临时大学虽然短暂，但却留下了不少美妙的回忆，长沙物价便宜，当地绅士对这些大读书人很是热情，尽其所有，尽管是逃难，却有着难以言表的暖意。

来到南岳的外语系和中文系，尽管缺少图书可供参考，甚至需要出钱从学生处购买图书，但却怡然自得，“这群流亡的教授之间建立了一种团结合作的感情，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保存文明火种至关重要的力量，从而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老师们需要凭借记忆来上课，远离尘嚣，没有人事倾轧，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学识与相貌皆名冠一时的陈梦家、赵罗蕤夫妇租了一农家茅屋，收拾停当，取名楮庐。翌年，陈梦家致信胡适谈到那段山间生活，“文学院在衡山开课，又与内子同住衡山一茅庐，后有峭壁清泉，前有楮树如林，茅屋筑于一绝径的山冲上，风景甚佳，伏处其中，温读从前所不能整读的书籍，除了写文字学讲义外，成《先秦的天道性命》一书。”

英籍外文系教授威廉·燕卜荪也辗转到此，无教材可用，他“凭着超人的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当时的学生赵瑞蕻回忆，“我第一次看见燕卜荪先生是在南岳山中，那时候正是潇湘烟霞深沉、秋光绚烂的时节。在一个乳香的清晨，我独自一个人在长满秋草的山径上散步，看见一个身穿灰棕色西装的外国人，手里拿了一根手杖，肋下挟了两瓶红葡萄酒，外衣上一个大口袋里装满火柴和大英牌烟卷儿，另一个大口袋里插着三四本书。他孤独地穿过一座古风的石桥，走进长沙圣经学院暑期学校的大门里去，一个挺长的背影消失在园子里的枝条间。我怀了一种好奇的心思望着他，感受到一个陌生人在那陌生的山林中应有的寂寞。”

这个陌生的背影，曾在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因为厌恶日本社会的军国主义氛围，1937年夏转投北大外文系，不想很快就由于日寇的侵略被迫南迁。

不久，南京陷落，武汉告急，日寇又开始轰炸长沙，席不暇暖的临时大学，再次面临迁徙的命运，“每个人都怀抱着无穷的希望，心想着国家交给自己的一分责任而感到夸张的自豪。读书啊，沉静下自己来读书啊！”不少学生想投笔从戎，或奔赴延安，为此老师们争论很多。外文系教授叶公超提出：“抗战非短期内所能结束，同学们不能不作朝夕的准备。书生随分报国，采取上前线杀敌或留后方深造，都无不可。可是不要忘记‘充裕之为美’，多一份装备自己，便给国家多保留一份元气。”

结束分歧之后，临时大学兵分两路，决定迁往云南昆明。

1938年2月中旬，336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50岁前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担任旅行团团长，南开大学黄钰生为教导员，历时68天，行程近3500里，徒步横穿湘黔滇三省。

旅行团的组织相当有序，也得到了三省地方行政的支持，所以谈不上有多大的波澜，倒是经由这次在荒山野岭的长途跋涉，此前在书斋里的知识人，将原来所呼喊的与一般社会产生交涉的愿望，化作了沉重而悲壮的现实，群困潦倒的民生，盗匪横出的边城，拿着两毫钱以为是巨款要跟去昆明又不得不转身回家可能继续挨打目光凄楚的佣女，尽管这一条线已经于战前修通了公路，但是所经过的地方，老百姓日子相当艰难。

有人从中看出了革命的合理性，以及未来的扩张性。当然，在西南联大研究者易社强看来，“从长沙到昆明的长途跋涉，它最深刻的影响，可能不是近三百名团员后来的工作，而是这座大学的校风”，“联大在昆明八年，无数学生用自己的长征加入这所著名的大学”。

略显寂寞的重访

杨潇的重访则形单影只，他的出发地就是长沙，经由益阳、常德、桃源、沅陵、芷江、晃县、镇远、凯里、贵定、贵阳、晴隆、普安、盘县、富源等地，最终达到昆明。

他根据当时人的日记、回忆，结合自己对亲历者的采访，按图索骥地追踪旅行团的足迹，其中主体是对于联大师生言行的描述，伴随自己对于遗迹的考察，沿途的见闻和感想，还会拜访沿途经过的史志办和档案馆，尽全力搜寻旅行团的踪迹，尝试在古今之间进行对话。

沿途要么是大拆大建，以此前的历史遗迹为由头，做招商引资；要么是忙于扶贫开发，将这一整体行动最迅速地细化落地；要么是环境惨遭破坏，有断断续续的抗争与申诉。七八十年前那一次行旅，踪迹或浓或淡，但显然已经不足以引人入胜，如果要有，那也不是源于推崇文教，而是关于有没有可能跟当下的经济产生勾连的考量。

这是一场略显寂寞的旅行，当地人不太理解为何杨潇有高速路不坐车，大多把他当做时政记者，甚至要求他为自己因为拆迁等事受到的冤屈鸣不平。在已经面目全非的行道上，他感叹，“再稍微用一点想象力，那些被拆毁的老房子就一排排立了起来，那些早已被下脚的石头也一块块破土而出，城门、城墙像拔节的竹笋一样快速长高，消失的野生动物都重回人间，带来瘆人又动人的吼叫。”

途中也有坚守者，沟通上层，将历史遗迹保存下来，堪称义士。尽管庸常更多，但也不乏骨鲠之士。作者由此也不乏感动，“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我长久咀嚼的收获”，尽管他也不确定数十年后依然要重复这样的情感结构，是幸运还是不幸。

与若隐若现的历史连线

重走，要么是值得走，要么是想要走，或者是不知如何走，在作者这里，西南联大固然值得致敬，不过或许更多是他自身所思所虑无法索解，所以才用行走来丈量自己的迷航。

时代是每一个人的皮肤。传统媒体式微，此前的媒体人怀旧的心态在加速。作者感慨，“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漫长的好像永远也不会终结的青春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满是悬置着、漂浮着的朋友们，相信一切还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种可能性，其实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茂盛的青春期也许终有宣告终结的一天，作者为此在互联网的崛起中陷于迷惘。如何走出来？正如他所征引的美国作家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好想独处，好想读点书”的感受，总想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与他们“从小就习惯的、来源于阅读的想象社群重新建立联系”。

1600公里的公路徒步，几个月的阴晴不定，处在人生转折点的杨潇并没有着重于旧路的一一寻访，有时候还不免荡开一笔，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很难断定，作者是否通过这次重访，找到了心中的答案。不过，在剧烈变动的时代，坐而论道者多，起而行者少，这种毅然决然的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然是苦行僧之旅，在当下显得弥足珍贵。

诗人北岛曾发愿：“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我的北京》）

尽管他生于斯长于斯，但当下的北京已经变化太多。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这既是建筑学意义上的，也是文化史意义上的。如果我们能更加耐心地试着重访，走近那些被巨大事物所改变的个体生命，“消失的气味、声音和光线”才可能被召回，而看似中断的城市历程很可能藕断丝连。

由于外敌入侵，家国堪忧，知识人奋发图强，激发创造力与生命意志，这是西南联大兴盛的肇因。其精血与根基源于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文化积淀，那种挣脱了帝制枷锁的大海波涛，让知识人能够倾其所有，充分健全地利自己的身体与头脑。这在国史上是真正的大变革。

联大播下的种子，在1949年之后开始茁壮成长，不少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杨潇采访西南联大老学生，有人提出类似钱学森之问，“解放后，我们重用了西南联大培养出的一批科技人才，但却没有采纳其培养人才的经验……”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的人，是有很强的信念的。在一个极具破坏力的时代，重建总是给人带来巨大的期待。而处于变革中的年轻人，更是打开了无限的蓄能。希望总是会带给人生之最大动力。”与之对照，作者对当下有些悲观，“这样的情怀，可能是现在无法体会到的。当下我们更关注自身，而自己是否能对自己承担起责任可能都还要想一想，更别说自己给予自己生的意义和拼搏。”

这一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然而，“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的事，是自己对自己真实。”（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语）“人生就是，活着就是活着……人生问题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过生活，你在生活里头过好生活，就没有问题。”（西南联大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939年语）

果真如此吗？带着疑问与意义，有心人会继续追问下去，重访下去，与那些若隐若现的历史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