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的本质，在于人才一体化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三年以来，长三角城市群树立“共同体”共识，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关键发展目标，坚持打破行政隶属、行政边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各类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

其中人才是最具能动性和活力的生产要素，长三角一体化的本质在于长三角人才一体化，通过长三角区域人才的高效集聚和自由流动，进一步推动企业、市场、资金、教育、交通及各类重大项目等其他各类生产要素的一体化，从而使长三角区域成为有效促进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心城市群，高效赋能世界经济极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长三角人才一体化较之于产业、资本等要素一体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基础尚且薄弱，同时在人才一体化的战略、主体、平台、机制、手段和评价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在“十四五”期间应通过观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的攻关克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长三角人才一体化成效显著，但水平能级亟待提升

从人才集聚水平来看，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对人才的吸引力较强，其中上海、苏州、杭州、宁波、南京等中心城市综合表现尤为突出，均位列2020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前十。2016—2020年间长三角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4.7%、4.6%、4.6%、5.0%、6.4%，占比稳步增加且占比高于其他城市群。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方面，长三角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逐渐增强，根据2021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GTCI）报告城市排名，我国共12个城市进入前100名，其中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苏州4个城市上榜。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加速向纵深推进，同时上海打造高水平世界级人才高地和G60科创走廊建设升级等战略使命叠加，长三角成为了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布局的关键战略板块，但是长三角要打造世界级增长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一体化发展亟需解决以下问题：

长三角区域的人口及人才集中度尚需进一步提升。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与人口、人才的协调发展，相应地长三角区域的人口和人才集中度也应该和经济集中度保持相对平衡。2020年我国长三角地区国民生产总值24.5万亿元，集中了我国24.2%的经济总量，同时长三角地区人口总量23521万人，拥有全国16.7%的人口，经济集中度和人口集中度有7.5个百分点的差距，拥有全国约1/4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长三角区域的人才高水平共治局面尚未形成。虽然地区间人才布局具有自身优势，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但长三角各地人才治理目前尚未形成合力。

为了有效吸引人才，长三角各城市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引才政策措施，目前的引才政策大都围绕在人才住房和资助补贴方面，以资金为手段，集中在激励力度、数量和层次上进行政策升级，缺乏创新；同时由于各地人才管理仍然是分而治之的状态，在资格资质、评价标准、政策、载体、存档和信息等方面存在制度性障碍，人才评价、聘用、奖励等机制市场化程度有待完善，地区间人才政策和人才服务难以兼容，政策的排他性也导致了部分人才和企业难以充分享受政策红利，直接影响了人才流动的积极性。

人才分布的非均衡性和“马太效应”凸显。虽然长三角区域人才集聚效应显现，人才资源总量稳步提升，但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各个城市地区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产业结构、事业机会、生活环境、政策导向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呈现出明显的人才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性和“马太效应”，部分地区高端人才支撑不足，人才队伍水平有待提升，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例如，在一体化示范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示范区内三地金融机构主要是各大银行的支行，对人才需求不高，仅需要银行柜员，对金融人才的培训较少且水平不高，但是随着区域一体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区域经济产业升级需要更高水平和质量的金融服务作为支撑，就需要引进和培育更高水平的金融人才。

人才一体化缺乏经济一体化的支撑。人才要素的自由流动依赖于统一的经济体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各地共同的经济利益、统一的市场体系，在各地经济利益相对独立、市场割裂的背景下，人才流动必然面临诸多障碍和壁垒，从纽约大湾区、伦敦大湾区、东京大湾区、北欧一体化进程的经验中可以看到以经济一体化拉动人才一体化所呈现的动力机制。目前长三角人才一体化尚且缺乏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支持，各地产业分布相对同质化，各地均有各地的经济利益、决策权和事权，缺乏能够体现各地共同利益的一体化治理机制，在此基础上也未能建立起统一的人才市场，人才一体化流动尚面临着诸多的障碍。

缺乏人才一体化的有力平台和赋能机制。围绕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三链融合，长三角应建立起整合三省一市优势资源的三链一体化融合体系。当前长三角区域各省市均提出“十四五”期间要补链强链，但是一方面三链融合的本质是人才的补链强链，另一方面应在长三角区域内实现统一的补链强链。人才补链强链的关键在于搭建有力的平台，在长三角范围内应该建立起统一的科技创新和产学研一体化等多种类型的平台，并通过轨道人才平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才一体化平台，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结构合理且互补的平台体系。

进一步深化长三角区域人才一体化

加快推进长三角人口和人才高质量集聚。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经济集中度与人口、人才集中度的有机协调，我国长三角区域的经济集中度和人口、人才集中度之间有较大的不平衡，因而长三角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极的经济总量要继续扩大的同时，通过打造宜居宜业的人才生态环境，提升人才一体化服务能级，积极鼓励人才柔性引进和跨界自由流动，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人口和人才的高质量集聚，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人才集聚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和均衡性发展。

以经济一体化和治理结构一体化深化人才一体化。上海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城市，可以发挥自身优势，探索与其他地区合作共建长三角人才集团，成立长三角人才基金，整合区域内碎片化的人才资源服务资源形成集约管理的模式，实现人才要素的高效配置。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和国内国外双循环中心枢纽城市的引领作用，三省一市可以尝试共同建设人才市场、人才培训平台、人才公共服务中心、人才金融服务机构等市场化人才主体，共同参与组织治理，共享收益和人才红利，形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治理的生动局面。

积极搭建人才要素协同共享平台。发挥上海“领头雁”的关键支点角色，围绕着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金融支持、人才培养、人才服务等方面，联合三省一市人才资源共同搭建覆盖人才发展全周期的跨区域共享平台，加强平台的辐射作用，面向长三角地区提供人才支持，逐步扩大到长江经济带地区及其他地区，并积极探索城市群之间的协同联动。

长三角区域要着力引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等高能级科创载体，推进区域间创新园区、产业基地、重点企业合作联动，支持企业和园区联合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建立联合实验室、科技园、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基地等协同创新平台，集聚一批国际化的创新人才和团队。大力支持三省一市共建国际一流创新研发平台，积极引进国际联合实验室，集聚一批有核心技术能力的顶尖人才及团队。联合打造共享型人才发展园区，探索建立人才产业园联盟模式，完善入园人才政策，探索实施入园人才和团队统一评审、统一认定机制。完善优化人才驿站、人才飞地等合作用才模式，跨地区跨国建设研发机构、众创空间、创新创业孵化器，促进人才柔性集聚。

提高人才治理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规范数据采集及统计标准，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一体化监控指标体系，推动长三角三省一市间人才相关数据平台的对接和共享，形成统一化和标准化的人才数据库。利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制定产业和人才匹配度动态评估机制，根据人才供需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产业布局及人才计划进行科学调整。建立人才服务“一个码、一门式、一键式”服务体系，形成包括人才、用人单位、政府服务三位一体的数字化服务体系。大力推进人才工作向智能化、智慧化转型，创新人才大数据服务人才决策的智库功能。促进人才大数据使用的法制化管理，使长三角区域成为人才工作智慧化和人才安全的典范。

将科创走廊人才和“轨道人才”作为长三角人才一体化的新抓手。国家发改委提出，2025年要基本建成轨道上的长三角，干线铁路营业里程约1.7万公里，其中高铁约8000公里，形成长三角与相邻城市群3小时区际交通圈。“十四五”期间，要以G60科创走廊城市群人才高地行动方案和高铁快速发展为契机，重点发挥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城市强大的人才辐射源作用，积极探索轨道交通公交化，鼓励和打造新的双向“轨道人才”，有效促进人才服务同城化，共同探索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和一体化便利化的人才服务机制。

营造爱才敬才人文环境，创造具有活力和包容失败的创新文化环境。良好的发展生态体系是人才扎根的关键因素，不仅要建设一流的创新硬件环境，同时也需要完善人才培养、选拔、使用、评价、吸引、激励、流动制度规范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营造让人才能够潜心事业的“软环境”，通过共同营造良好的事业氛围和爱才敬才的社会氛围，将长三角建设成为全球人才向往的沃土。

（作者为上海市人才理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