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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大转型(上)

2022-01-11 18:44:26

作者:刘元春    责编:张健

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具体可表述为如下形式的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2021-2022年是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型、从高污染高排放向低污染低排放的绿色大转型、房地产-地方财税体系大转型等四大转型全面启动和全面叠加的年份,中长期的结构性大调整将持续与短期稳增长、控风险产生冲突,如何在结构性政策与总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与跨周期政策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经济增长驱动力大转型

转型一:从传统要素驱动全面向创新驱动的大转型。传统投资与技术投资、传统投资与技术投资、研发投资对于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具有重大差别,新基建和旧基建对于短期稳定的作用和跨周期的作用不同,新基建很难承担传统基建所具有的逆周期与跨周期相统一的功能。

转型二:从简单的开放性发展战略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大转变。打破世界传统国际分工的格局,要求在关键技术、关键产业、关键环节的控制力上全面强化,很多产业链和供应链必须建立国内体系和备胎体系,因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必然导致几个必须关注的问题:1)效率水平和增值中枢的下降;2)产业链和供应链转变过程中的摩擦和瓶颈现象的出现;3)政府主导性的强化;4)出口的超预期增长难以充分发挥溢出传导效应,带来预期的紊乱。

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之“谜”

当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一个发展之“谜”,即随着发达国家政府和企业层面创新研发投入持续增加,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稳定在一个较高位水平,但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真实GDP增速乃至经济潜在增速却并未随之获得有效增长,相反,经济增速则长期相对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增速甚至零增长、负增长状态。由此必然带来的疑问是,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创新研发投入难以支撑经济增长?这就是创新引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之“谜”。

从一国的创新研发投入的结构性角度来看,可以区分为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基础研究一般由一国的高等院校或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来承担,部分由大型企业或跨国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来实施,对经济增长具有两个方面的影响效应:一方面,其既可以通过对产业发展的长期溢出效应,逐步放大成为一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其也可以因为仅仅局限在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或者单个企业内部,难以对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形成有效溢出效应。对比来看,应用研究主要由一国的企业部门来承担,其主要是帮助企业获得企业个体层面的创新垄断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而难以对一国的产业发函或经济增长总体层面产生溢出效应。因而,可以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应用研究的投入,多数情况是有利于个体企业层面的垄断竞争优势和获取垄断利润能力,而对一国的产业或经济整体层面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因此,可归纳出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如下不同形式和内在逻辑的复杂影响效应:

——经济增长促进型的创新投入。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具体可表述为如下形式的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大→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这其中,针对第一条机制,导致其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无论是高等院校,或是各类科研机构以及企业部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均可以对产业部门和经济总体层面产生较大范围的溢出效应;针对第二条机制,导致其对经济促进效应产生的关键环节就是,无论是企业部门,抑或科研机构部门和高等院校部门,在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均可以对产业部门和经济总体层面产生较大范围的溢出效应。

——经济增长停滞性的创新投入。核心思想是一国各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对GDP产生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具体可表达为如下形式的可能作用渠道: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条机制是“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当前很多国家的创新引致经济增长停滞之“谜”的核心动因。

理解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异质性乘数效应的新理论框架

要科学理解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的复杂影响效应,就必然从一国创新活动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角度,来细致地探讨不同类型、不同主体的创新活动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支撑效应。

图1 一国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内在逻辑

首先,如上图展示的机制信息是一国不同类型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的不同机制:第一条机制是“基础研究→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在此机制中,需要理解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方面,针对大多数的基础研究活动而言,均是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特比是需要全球顶级的科学家和高级专业化人才的集聚效应以及全球有竞争力的薪资水平加以支撑。很显然,基础研究活动的主要支出就是研发人员的各种人力成本支出;另一方面,针对相对高收入水平的创新研发人力资本群体,由于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可能花在科研工作方面,消费边际倾向必然相对较低,因此,其对GDP乘数效应也必然相对较小,进而导致基础研究投入对GDP促进效应或拉动效应相对较弱。第二条机制是“应用研究→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具体来看,在此机制中,仍然需要理解的两个关键环节是:一方面,针对大多数的应用研究活动而言,应该是具有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特征的创新活动。固定资本密集型的产品通常具有较长的产业链传递效应,导致在一般情形下应用研究投入活动应该具有较大的乘数效应,进而更能拉动一国的GDP增长;另一方面,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之中,在创新研发活动所需要的大多数高端研发设备和关键原材料需要进口的情形下,应用研究活动所蕴含的固定资本密集型投入活动,显然会拉动进口国的GDP增长,而非本土的产业链发展和GDP增长,因此,导致应用研究对一国GDP增长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弱,进而对一国GDP的拉动效应较小。

图2 一国不同主体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的内在逻辑

其次,上图展示的机制信息是一国不同主体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效应的不同机制:遵循类似的逻辑,第一条机制是“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在此机制中,关键的环节是理解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部门主要承担的研发活动的基本特征,按照一般逻辑,一国的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机构部门是一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可以得到的判断是,其必然对GDP带来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因而对GDP的支撑作用就相对较弱。第二条机制是“企业部门→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针对此机制,可以得到的判断是,一国的企业部门是应用研究投入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由此可以得到的判断是,倘若在企业部门的应用研究活动需要的关键研发设备和原材料均是需要进口的前提下,其必然对GDP带来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进而也就对GDP所产生的支撑作用就显得相对较弱。

结合以上提出的理解一国的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所产生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的新理论框架,就可以分析和解释当前部分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停滞效应”重大现象。一方面,针对这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程度不等地均存在着“基础研究→高等院校+各类科研机构+企业部门→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应用研究→企业部门+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对GDP乘数效应较小→难促进经济增长”的特定机制。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基础研究或者是应用研究,均存在对GDP的乘数效应较小的困局,进而削弱了创新投入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和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从创新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的较小乘数效应的内在成因来看,主要是存在“基础研究→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以及 “应用研究→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的特定机制。即便转换分析视角,从一国的创新投入活动的不同承担主体来看,是由于存在 “高等院校+政府所属科研机构→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相对高收入阶层的研发人员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以及“企业部门→偏向于固定资本密集型创新活动→对本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外国产业链拉动效应较大→对GDP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大或较小”的特定机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内容来源: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2021-2022)——疫情反复与结构性调整冲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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