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商都”广州的关键转折点

世纪之交的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名为“纵横一千年”的专辑，统计出了一千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有6个人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其他5位大家都比较熟悉（或皇帝，或权臣），而唯一以纯粹的商人身份入选的伍秉鉴到底是谁？

伍秉鉴（1769-1843），生于广州，是乾隆时期广州“十三行”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怡和行的老板。据统计，在道光十四年（1834）他的私人财产高达2600万两银元，还不包括他所拥有的其它公司股份、债权和商号的资产（其投资了美国西部铁路以及美国多家证券保险业公司，且为英属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

当时，整个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约为4000万两；而清朝时期的经济位列世界第一（据统计表明，彼时清朝的经济体量规模约占全球的1/3）。可想而知，伍秉鉴不愧为“世界首富”。

他的巨额财富从何而来？其个人命运的兴与衰，直接与广州作为通商口岸的发展轨迹相关。

“一口通商”

伍秉鉴的先祖于康熙初年（1662）从福建泉州定居广州，开始经商。至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接班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在广州这片土地上，有记载最早的海外贸易出现于秦汉时期，赵佗在这里建立了南越国（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11年），海上“丝绸之路”就从这里形成，并远走印度洋，大量的中国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从这里运往海外，而海外的香料也从这里运回中国。而随着强大的唐宋时期，中国进入了最为繁华的时代，广州也成为东方第一贸易大港。

明朝时代，已有大量的“哥伦布式”的海外商人发现了这一片“新大陆”，古老、富庶、强大、文明的中国成为其垂涎的贸易对象。延续其对殖民地的掠夺策略，他们从未放弃以武力开拓中国的企图。为了防止海盗及暴力，也防止他们与中国商船勾结，形成危害国家的势力，明朝政府开始实行海禁政策。但毕竟与世界各地的贸易还在进行，于是就采取朝贡制度（一方将财富以某种形式给予另一方，以表示顺从或结盟）维系着这种贸易。

广州就是负责朝贡制度的市舶司所在地之一。

清承明制。直至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即分别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最终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

所谓的“十三行”，并非只限定13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多时可达几十家。他们享有垄断清朝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故“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更是成就了一大批富商。

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其中，卢继光的广利行、潘绍光的同孚行、谢有仁的东兴行与伍秉鉴的怡和行并称为“四大行”。

至乾隆年间（1735年起），乾隆在雍正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农业，因此他认为海关贸易口岸的保留反而是一种对农桑新政的抵制，同时为了巩固海防，在乾隆十六年（1751）颁布上谕关闭泉州、松江港口，只留下宁波、广州作为通商口岸。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位英国商人的僭越之举改变了整个东西方贸易的格局。

洪任辉（James Flint），18世纪的一名英国商人和外交家，曾在广州学习中文，是英国的第一个中文翻译。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职员，他于1755年被派往宁波，打算开辟广州之外的另外一个通商口岸。

他惊喜地发现，不但浙海关的关税低于粤海关，而且各种杂费也少很多，当地官员对待他也很热情。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便绕开广州，直接奔赴宁波开展贸易。

宁波的贸易活动繁荣了，但乾隆的担忧也起来了。最初，他下令通过在浙海关加税的方式使外商无利可图而自觉返回广州，但此法无效。于是，他下令外国商人一律返回广州贸易，不得再赴浙江等地——“此地（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

被禁止在宁波贸易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反而是派遣洪任辉以外交官（英吉利四品官）的身份北上朝廷，将一纸诉状告到乾隆皇帝面前。在这份诉状里，洪任辉提出了粤海关的7项罪状：

“关口勒索陋规繁多，且一船除货税外，先要缴银三千三四百两不等；关监不循旧例准许外商禀见，以致家人多方勒索；资元行故商黎光华欠外商银五万两，关监、总督不准追讨；对外商随带日用酒食器物等苛刻征税；外商往来澳门被苛索陋规；除旧收平余外，又勒补平头，每百两加三两；设立保商，外商货银多被其挪移，延搁船期。”

其实，洪任辉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重新开通宁波为通商口岸。接到他的状告，乾隆皇帝十分惊讶，他派遣总督李侍尧会同特使在广东会审此案。而会审的结果则是各打五十大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洪任辉也以“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到澳门圈禁3年，期满后被驱逐出境，永不允返。

洪任辉的僭越之举，深深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在这位“重农抑商、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皇帝面前，西方人与国人的接触到了需要严防死守的管控之时。对于英国等西方商人最希望的扩大贸易的想法，清廷不但没有丝毫退步，反而进一步缩小了通商关卡。

最终，康熙皇帝开创的四港通商局面，被他的孙子乾隆皇帝缩减得只剩下一个粤海关。1757年，“一口通商”的时代正式来临。

尽管繁荣的海上贸易也给予了清廷巨大的收益，乾隆时期来自海关的收益已经成为仅次于丁口、盐税的第三大收入来源，但跟千秋大业相比，稳定才是最优先的。

两年之后（1759），乾隆制定了《防夷五事》，“夷商每年五月到十月，才可到广州贸易，过期就要回国或回澳门……夷商在贸易期间，必须住在商馆之内，不准携带武器……夷商不准到街上购买东西，不准探听物价，不准买清朝书籍。”

作为当时世界最强盛国家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的繁荣由此成就了一批以伍秉鉴为代表的“十三行”商人。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伍秉鉴成为“十三行”的实际领导，统一接口对外贸易制度。他大肆从内地采购丝绸、茶叶、陶瓷、银器等商品，通过与荷兰商人赫德、英国东印度公司等签署买办协议，使之得以流通于欧洲，并从中谋取大量私利，仅乾隆三十二年间（1767），他一年的白银收入就达到1200万两，这几乎是同时期最富裕的江南省（约为今日的长三角城市群）一年半上缴朝廷的税银，真正达到了富可敌国。

为何是广州

“一口通商”是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直接体现。而“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却直接促进了广州的繁荣。那么，为何清政府会选择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呢？

一、广州的地理位置易守难攻。

广州地处岭南，西江、北江、东江汇流处，与香港、澳门形成珠江三角洲，向来是“以守则有余，以攻则不足”，具有防御为主的地理优势。虎门海口是洋船进入广州的要塞，为当时的八大要塞之一，素有“金锁铜关”之说。其东有大虎山，西有小虎山，对峙如门，洋船难以自由进出。

而虎门至广州的这条水路，被称为“通海夷道”，不但布有重兵设防，且多为滩涂之地，泥沙淤积甚多，如果没有熟知当地情况的船员带领，外国商船很难成功进入。有着这样的地理天险，使广州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能够充分应对来自海外的敌人。

相比之下，浙海关就没有这样的天险了。其地势海面辽阔，无险可守，帆船挂起海帆，轻易就可直达腹地。一旦发生大量外国势力聚集的现象，清政府很难做到对他们的及时控制。因此，为了国家安全，清政府选择将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

二、广州具有相当悠长的通商历史。

虽然从近代开始才逐渐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远离中原的广州之古代史不丰富。在南越国存在的近一百年间，北方汉人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和劳动工具，还将丰富的中华文化在当地广为传播，使广州逐渐能够跟上北方城市的发展速度。

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力进入鼎盛，汉人的对外交流活动也愈发频繁。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西安）相对应，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广州。无数中外商人或从这里出发，或在这里停留，将不同地区的不同宝物在这里储存及售卖，使广州成了一座热闹非凡的城市。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唐朝时更是在广州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到了元朝，同广州有着贸易往来的城市数量达到了140多个，足以反映出广州的繁荣和影响力。直至明清时期，康熙年间在此设置的粤海关更是标志着我国海关制度的创设。

除此之外，当时广州的商业发展状况也十分有利于将其设置为通商口岸。在当时全国都较为封闭的情况下，只有广州商人拥有足够的经验来和外国商人打交道（最开始是英国主动放弃其它地区的商馆，专往广州发展，接着欧美其它国家也争相效仿，外国商人们自然而然地便聚集到了广州），也只有他们才能最大限度地为清朝政府谋取贸易利益。因此，将广州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商业历史的城市设置为通商口岸，无疑是十分合适的。

三、清朝政府出于统治者利益的优选。

中国自古实行儒家教育思想，而江南地区更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人才来源地（以及税收来源地），但是随着远洋贸易的繁荣，西方资本主义附带的基督教势力开始大肆入侵江南，逐步改变了江南原有的地位格局，以至于形成了儒家文化不如基督教势力的形势。

乾隆时期，泉州港、宁波港已经出现大量青壮年“不读私塾，不考科举”，反而热衷“加入教会，远洋经商”的热潮。大量江浙闽沿海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把“科举做官”当作人生最大的理想，而西方商人们带来的文化、宗教、政治等诸多思想，也给清廷统治者带来了本能的戒备和反感。

江南地区从文化与地理层面更为清政府所看重。一方面，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不可被外国人轻易玷污；另一方面，该地区承担着清政府的漕运重任，对维系中国各地区的粮食供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这里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其引发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广州在这方面则有一个“优势”，那就是自古以来都远离大一统中央政权的核心地带。对古代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商人流动性极强，同时三教九流混杂，思想上也只为牟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腐化分子；再加上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外国人的数量也不可忽视，这使其不稳定性再度加强。但广州作为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无论其人群构成如何复杂，再怎么闹也不会对中央形成威胁，只需其缴纳足够的赋税来补足国库就好了。

四、皇帝亲信监管的粤海关几乎垄断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

康熙皇帝开设的四大海关，设在松江的江海关主要是针对国内沿海各港的贸易；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主要对接的是日本贸易；（初）设在漳州的闽海关主要应对的是南洋各国的贸易；而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几乎垄断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因此其财政收入一直位居四大海关之首。当乾隆皇帝决心只留一个海关时，自然会选择收益最高的粤海关。

且粤海关也与皇帝有着独特的关系。在四大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是由皇帝钦定海关监督专管。也就是说，粤海关是由皇帝的内务府亲信出任，而其他三大海关都是由地方大吏监管。

这些内务府出身的官员，所思所想当然也只有皇帝的个人利益。与此同时，乾隆还赋予了粤海关钦差耳目的权限，他们可以独自上奏，监视地方官吏，密报地方隐情，就连两广总督都无权截止。这既有利于巩固皇权，也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于粤海关的信任。

综上所述，在乾隆皇帝的综合权衡之下，独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四大海关所得的关税虽然很重要，但相较“祖宗基业”，钱财实乃身外之物。“一口通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但也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5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与上海），“一口通商”政策从此彻底破产。

“广交世界”

历史总是充满了惊人的巧合。在“一口通商”政策实施（1757）的整整两百年之后，依然是在广州，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于1957年揭幕。

1952年至1957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兴起，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开始了工业化，大量建设物资如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甚至沥青，都需要从国外进口，而进口则需要外汇。

当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坚持实行敌视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0多个，中国对外贸易处在初始阶段。

对于一个充满激情、热火朝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来说，经济上迫切需要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封锁，换取硬通货，支持国家建设。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得依靠广州了。彼时的广州安静地躺在南中国的港湾里，潮湿、陈旧。难得的热闹来自于举办了两年的华南物资交流大会，从香港、澳门回来的亲戚们纷纷抢购内地的红薯、药材、陶瓷等商品。

这些情景引起了一位名叫严亦峻的山西人的注意。

1956年6月，时任外贸部广州特派员的严亦峻经时任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同意后，以特派员的身份用电报的形式向外贸部请示，建议在广州举办全国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电报受到外贸部领导的重视，并报送周恩来总理批阅。同年9月，国务院批准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名义主办“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这便是“广交会”的前身。

此后，严亦峻又建议外贸部每年在广州举办出口商品交易会（周总理建议将其简称为“广交会”，英文为“Canton Fair”；Canton为广东的英文），最后得到批准。自1957年起，“广交会”开启了广州长达数十年的独一无二的外贸地位，亦造就了“中国第一展”的盛名。

创办初期，邀请客商和到会客商均以香港、澳门、东南亚为主，后逐渐扩展到欧盟、美加、日本、大洋洲、中东、独联体、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

开展65年来，“广交会”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不仅是商贸的桥梁，也是友谊的纽带，更是促进了中国乃至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写下了实在篇章。这也恰好呼应了它的口号“广交世界 互利天下”，英文为“Canton Fair Global Share”。

展望2027年，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即将再次登顶全球之际——新冠疫情之下，全球各大智囊机构预计中国GDP最早将于2028年超越美国而位列全球第一，广州又将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作者为财经作家，资深财经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