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评中国第一药谷，我们认为是这里

2016年，上海张江高科技产业园区为自己定名“中国药谷”，并将这四个字挂在了位于蔡伦路的“国家生物医药基地”的大楼顶上。

至此，北京大兴有“CBP中国药谷”、温州有“中国基因药谷”、眉山有“西部药谷”……一个显然的命名趋势是，城市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地方，都会被称作“药谷”。

遍地“药谷”的背后，是政府重金投入生物医药这个赛道的事实。能够发展“药谷”，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城市的产业资源相对丰富——有土地、有人才、有相对成熟的临床试验机构和产业基底。

广义上的生物医药产业包含医药制造、医疗器械，乃至数字化大健康产业，但围绕药的制造目前仍是最受关注且规模最大的产业链——上游是原料加工以及设备制造；中游是药品的生产与制造；下游则是以医院或药店为主的流通销售。

在制造流通之外，以试验研发、成果转化、信息化工程等为代表的生物医药“创新链”，也是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

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药品生产企业”（下文简称“药企”）名单进行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全国共有药企8559家，与2015年相比增长12.98%。

根据生产范围的不同，药企可以分为化学药、生物药、中成药和中药饮片四种类型。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大型龙头药企，都具备“研产销”一体化以及多领域发展的复杂特征，其产品线横跨化学药、中成药等多类药物。例如奠定了张江“药谷”基础的罗氏制药，它既可以被认作是一家化学药企，也是一家生物药企。

新一酱通过生产范围编码匹配的方式得到所有企业的制药类型，并引入了专门化率（LQ）的算法，计算各城市中这四类药品的相对优势度。LQ>1可以认为该类药品在该城市的生产中具有优势。专门化率越高，说明这个城市的该类药企在全国范围内越有优势。

从数据上来看，不同“药谷”城市的制药特色存在显著差异。比较典型的是，在头部城市中，生物药普遍占绝对优势——单“北上广苏杭”这五个城市，就聚集了全国34.5%的生物药企业。这是一类针对具体疾病治疗研发的药物，例如抗癌药、疫苗都属于生物药的范畴。丰富的科研资源、高效的制造能力，是生物药企业青睐头部城市的主因。

疫情初期被奉为新冠“神药”的双黄连口服液，在带动哈药股份市值暴涨的同时，也将中西药之争再次推上风口。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中国目前依然有很多典型的“中药”城市。

中药企业有规模小但数量多的特点。安徽亳州、河北保定等城市自古以来就以中药为特色，形成了一套从药材种植、交易到加工的成熟体系。依托丰富的天然中药材资源，吉林通化、黑龙江哈尔滨等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成立了众多大型中成药药厂，修正药业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相比之下，成都、天津、重庆等城市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细分赛道，尚处于对外吸纳、对内培育的成长期。

将药企的数量和药品申请的数量结合，可以对各城市药企的研发生产能力作出更直观的评价。

北京、上海和成都三座城市在药企的 “量”和“质”上均表现突出，包揽了两个维度的前三名。亳州、保定等中药型城市在药品的创新上明显乏力，而南京、海口、济南虽然药企数量不多，但持续推动新药上市的能力很强。

企业数量排名全国第95位的连云港可以说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例子。这座城市仅有24家药企，但依靠于江苏恒瑞、正大天晴、康缘药业和豪森药业这四家本地龙头药企的持续创新，以及政策的大力倾斜，其申请上市的药品数量排到了全国第5的位置。

有一句行话，叫“产业集聚而兴”——它指的是同一产业链的企业往往在地理空间上相邻，彼此之间资源共享、要素互通，有“降本增效”的作用。生物医药产业也是一样，它的上游企业绝大多数就分布在药企周边。

新一酱统计了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公开的“原辅包”登记信息，将原料药、辅料、包材这三大偏向医药制造上游企业的情况与各城市的药企进行了比对。

从统计结果来看，上游产业资源最丰富的城市是苏州，平均每家苏州本地药企可以在2小时高铁圈的范围内找到7家供应商。京津冀城市圈的石家庄、天津、保定也享有相似的资源。

考虑到我国大部分药企目前还是从原料到制剂全链条的生产模式，上游企业也大量集中在了医药产业发达的头部城市。于是，以苏州为代表的、与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联系紧密的次级城市，成为了产业共享的主要受益对象。

在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中，北京、天津、杭州、宁波、金华、台州以及广东、海南等10个省份和区域，将不再承接大宗化学原料药。相对地，重庆、泰州、西安等25个城市，将优先承接原料药产业。

这也指明了一个未来发展的趋势：对于附加值低、污染大的上游产业，一方面需要监督原料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适当的疏导为重点城市的产业发展腾出空间。未来的产业链布局完全可以在一个城市群内去跑通，而不必强求单个城市上下游的完整。

事实上，我们已经从龙头药企研发与生产版图的扩张中，看到了整个产业网络的铺开。

以总部设立在连云港的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其官网信息显示，目前公司在全国10个城市都设有分支，其中武汉、南京、北京仅负责研发，其余7个城市兼备研发和生产的功能——北至天津、南至广州、西至成都、东至上海。

也就是说，在物流和交通网络高度发达的前提下，一家大型企业完全有能力在全国各个区域完成布局：在一个城市做研发、再去另一个城市做生产。产业链上下游在地理上的邻近，或许已不再是衡量产业兴盛的最优指标。

脱胎于连云港制药厂的恒瑞集团，在向外扩张时基本全部瞄准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可以发现，对于越来越重视创新研发的本土药厂来说，科研资源丰富的头部城市是他们的首要选择。

像生物医药这样的高技术产业，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研发创新期，对专项人才和资金的持续流入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也高度关注与医院临床的结合和科研成果的转化。

新一酱从科技部管理的“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上，获取了五万八千余条医药、卫生类科技报告数据。这些报告展示的是城市财政科技投入形成的科研成果，可以用来评价城市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产出。

发布报告最多的三座城市分别为上海、广州、北京，产出规模在5000份左右；位列第二梯队的是杭州、武汉和南京。

为了考察报告产出的具体单位，新一酱为每份报告的第一作者单位都打上了标签，分为高校、科研机构、医院、公司和卫生机构五大类。

数据表明，以上海为代表的6个城市的科研产出，主要由高校和医院牵头完成；而以杭州为代表的4个新一线城市，医疗资源稍弱，其80%以上的科研报告出自高校。

北京和深圳分别自成一类——北京的研究所产出十分丰富；深圳的高校数量较少，在它的科研成果中，公司的贡献尤为突出。

头部城市科研能力强，但真正有投入产出的单位类型不尽相同，这与城市本身的资源禀赋有关。与招引企业相比，新的高校、医院项目落地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高的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有不少科技报告是由多个单位共同撰写完成的。将共同完成一篇论文的不同单位两两组队，并统计组队的频次，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行业的产学研合作进展。

从这张合作关系网中可以看到，高校是最热爱“组局”的单位，它们出现在了71.52%的合作关系中，与企业、医院、研究所之间均联系紧密。

高校集聚人才、研究所专注突破、企业提供资金与生产线、医院提供试验和临床环境，每种类型的科研单位都是某种创新要素的高地，而各种要素能否在同一个平台内互融互通，是创新链相比制造链更强调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

如果将公司与其他单位合作完成的报告数量，视为衡量城市“产学研”一体化的指标之一，可以发现深圳的公司参与了61.17%的合作产出。也可以理解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打通，是深圳在产业发展上能够持续突破的关键要素。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新一酱继续将视角切入到城市内部，考察药企聚集的“药谷”范围内，产业链与创新链的结合情况。

以上海张江为例，新一酱采用核密度的算法识别出了药企密度最高的区域，划出了“药谷”的实际范围。

在张江，药企与科研单位不仅密度高，且分布高度重合，同时还囊括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三所高校。尽管在医疗资源方面，仅有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一所医疗机构，但其产业与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已具备了成为顶级药谷的基本条件。

新一酱进一步选取了7个已形成一定产业规模的城市，比较这些“药谷”在产业实力、上游资源和科研能力三个维度上的实力。其中，产业实力指数统计了各药谷的产业规模和药品上市水平；上游资源指数计算的是原料药、辅料、包材等原料企业的丰富度；科研能力指数反映的是药谷的科研机构和论文发表情况。

从指标结果可以看到，张江在三个维度上均保持了绝对的领先。单看申请上市药品数量这一个维度，上海张江以231个药品申请排在第一位，是第二名海口高新区的1.5倍，远超其他“药谷”。

其他几处“药谷”中，苏州、北京和广州实力较为均衡；海口的产业实力突出，深圳则是在科研能力上更胜一筹。

同为是以生物医药作为主导产业的三线海港城市，海口走出了一种与连云港不同的发展模式。近几年，海口通过政策和对外出口的福利，吸引了齐鲁制药、贵州益佰等一批老牌头部药企入驻，在短期内快速拉拢了一大批来自其他地区的已进入成熟期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受限于地理格局，海口周边能触达的上游产业资源极少，但“产业+创新要素”在本地的集群式发展，使其成为了非头部城市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