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转向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给出了三个十分重要的新政策信号：一是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和“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二是提到“政策发力适当靠前”；三是把多年来“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的提法删掉了。

这些信号意味着：1）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将重新定位于促增长或稳增长，前些年将经济增长与经济质量对立起来从而淡化甚至贬低经济增长的社会观念将得到纠正；2）宏观经济政策将从前些年的从紧转向从松，或从偏紧转向偏松，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解读会议精神时特地说到应“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3）不提“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了，就是放松对宏观杠杆率水平的要求，意味着宏观杠杆率不一定要再降，有需要可续升。

今年3月初“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加强了政策转向的基调。报告将“稳增长”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确定今年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即“稳”是第一位的，而且同时还要求“进”。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稳”和以前提了多年的“稳”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在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稳”大多是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上行压力而言的，目的在于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防止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市场泡沫和增长后劲透支。而现在，“稳”是针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目的在于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防止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过快从而低于当前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这一本质性的差别产生的背景是，经过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期后，我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较低增长速度的新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主要风险是市场泡沫和增长后劲透支，所以要将经济增长速度“稳”下来至可持续水平；而在新发展阶段，主要风险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放缓过快以至低速，因而要将经济增长速度“稳”上去至潜在增长率水平。今后20年左右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中高速，即在4-6%区间（就经济增长速度而言，可以认为，6%以上为高速；4-6%为中高速；2-4%为中低速；2%以下为低速）。所以，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将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中高速水平。

1978年到2019年的41年间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4%。这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长、增长速度最高、稳定性最强的经济增长速度，因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增长奇迹。但从2020年开始，我们就告别了这个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告别了6%以上的时代。具体来说，2019年经济增长6.1%，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一年。由于新冠疫情，2020和2021两年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5.1%。但即使没有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应该在6%以下，大概在5.5%左右或5.5%至6.0%之间。也就是说无论有没有疫情，中国经济都已告别了高速增长期。

那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增长速度“稳”在中高速水平的前景如何 ？

首先是可能性问题，即经济增长速度能“稳“在中高速水平吗？对于这一点，从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是有理由担心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期的4个亚洲经济体，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为例，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在高速增长期达到了9%左右，但高速期后都没有稳定在4-6%的中高速区间而是很快就放缓到了中低速区间，即2-4%，甚至是低速区间，如日本。因而就一国的经济增长而言，高速增长期后并不一定要经过中高速阶段再到中低速或低速阶段，很有可能直接就进入到中低速或低速阶段。但是，我国将是一个例外；由于历史、文化及地理等各方面的原因，大量研究表明，今后20-20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中高速水平，因而我国经济增长在高速增长期后是可能“稳”在中高速水平的。

第二是必要性的问题，应该看到，高速增长期后经济增长速度“稳”中高速水平对我国的发展目标来说是必须的和至关重要的。显然，如果今后20年左右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稳”在中高速水平，则我国在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就无从实现。从另一角度，要从当前人均GDP 1.2万美元上升到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 4万美元的水平，没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

因而，中高速增长的潜力是有的，而潜力的实现也是必须的。但是，潜在的实现又是有条件的，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还需要人和，在此可理解为人的努力，而现代经济下人的努力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4-6%的中高速增长，是对中长期或今后20年左右而言的。2019年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一年，2020年受新冠疫情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至2.3%，则2021-2025年间，即十四五规划时期，是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第一个5年。鉴于经济增长曲线的抛物线性质，今后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曲线也必为前高后低，所以2021-2025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在5-6%之间。这应该就是为何”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5%左右的背景和原因。

“两会”前，关于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什么水平，业内也有讨论。一种观点是，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质量和控制风险才重要。这是一种消极的观点，将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对立起来了，看似成熟但实际上没有正确理解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的关系。经济增长和经济质量，对立而统一，两者均不可偏废。没有经济质量，经济增长的意义就不大，而没有经济增长，则谈不上经济质量。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质量的提高也实现不了。

5.5%左右的增长目标，虽高于市场预期，却是与我国前两年平均经济增速和十四五期间以致今后20年左右的增长目标要求相衔接的。政府对经济增长目标高于市场预期的情况并不多见；因为政府需要更全面与冷静的考虑，而市场上的声音往往更激进一些。但这次却高于，表明宏观经济政策向宽松转变大局已定。同时也意味着，鉴于与“十四五”期间和今后20年左右的增长目标相衔接，与新冠疫情爆发前相比较，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取向将可能是中长期性的政策选择。

当然，由于“两会”后新冠疫情在我国迅速恶化，2季度经济增长将大幅低于预期，全年5.5%左右的增长目标恐怕难以实现，有必要降低。但这是很自然的，天灾人类控制不了，增长目标本来就应该随形势变化，特别是不可控的形势变化而调整；短期调整并不否认中长期意义上的合理性。

除了“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分别提出“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要有机结合”和“宏观政策要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特别是“跨周期”和“逆周期”两个调控或调节放在一起，是一个新的提法。

怎么理解？

“逆周期”好理解，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就是“逆周期”政策。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核心就是削峰填谷。经济增长太快的时候，通过“削峰”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太慢的时候，要“填谷”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以防止经济增长速度偏离潜在增长率太多，也减小增长速度的波动，避免风险的积累。

可以说“逆周期”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种常规提法，但为什么当前要强调呢？就是因为，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近几年来我国经济面临着三重的下行压力，即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更大大加重了这三重压力。但必须迎难而上，所以宏观经济政策要“逆周期”而行，尽最大努力将经济增长速度“稳”上去，阻止增长速度持续下探。

“跨周期”的提法则有深意。所谓“跨周期“，即不但考虑当前的周期，也要考虑下一个周期或下几个周期。“跨周期”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表述，在2020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即“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这一提法与上述我国经济增长正从高速向中高速转轨密切相关。

对经济学感兴趣的朋友应该知道，通常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质上是短期性的。通俗地说，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就是经济过热了冷却一下，经济过冷了刺激一下。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有着长远经济规划的经济体来说，宏观经济政策不应是纯粹短期性的，要和中长期规划的目标结合起来考虑。因此，“跨周期”的含义是，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应与中长期规划目标向衔接，因而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着眼于当下周期的经济运行，也要顾及下一个或下几个周期的经济发展。

这在当前更有特殊的意义。如前所述，我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向中高速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所以就更需要短期增长与今后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目标的衔接。如果短期增速偏离中长期的中高速目标太远，就会衔接不上。经济增长速度在十四五期间保持在5-6%之间，就是为了与今后20年左右4-6%的中高速增长目标斜街；否则，如这5年增速下滑至5%以下，鉴于经济增长曲线逐步下行的抛物线性质，4-6%的中长期中高速增长目标就会落空。这正是当前特别提出“跨周期”的背景和意义所在。

“跨周期”的提出也意味着，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宽松取向具有中长期的性质。

（廖群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全球治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