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释放了哪些信号?
第一,全球高通胀成为外部最大挑战,新增世界经济增长动能转弱、部分经济体硬着陆等风险。7月欧元区HICP同比增长8.9%再创新高,美国CPI同比小幅回落0.6个百分点至8.5%,但考虑到当前美国通胀环比回落势能依然有限,去年三季度CPI环比基数明显较低,美国通胀的进一步回落仍存阻碍。央行指出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面临偏松加剧通胀、偏紧加大经济硬着陆风险的“两难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通胀攀升、经济放缓、债务积压、货币贬值以及食品和能源危机的“完美风暴”风险。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需稳固,下行压力最大的时期已经过去。央行对国内经济的主要关注点包括国内消费恢复面临居民收入不振、资产负债表受损和消费场景受限等挑战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还存在一些难点堵点,服务业恢复基础尚不牢固,青年人就业压力较大等。
第二,未直接提及“稳增长”,但“力争实现最好结果”仍在货币政策目标体系中享有最高权重。7.28政治局会议将“保持战略定力”作为政策支持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表明政策思路正在回归疫情前的常态,随着经济和疫情防控形势向好,稳增长的重要性在边际弱化。但在优先级上,支持经济增长暂时仍享有最高权重。首先,尽管Q2报告未直接提及“稳增长”,但相关表述替换为“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力争实现最好结果”等,依然在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其次,当前就业问题严峻,1-6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不及往年,其中青年人群就业压力加大,6月16-24岁失业率升至19.3%,稳经济还需付出艰苦努力。最后,稳物价重要性的提升或让不同货币政策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出现混淆,但央行对于物价形势的判断,是“预计物价涨幅仍将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三,延续“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的总基调,新提“兼顾三个均衡”。在Q2银行间流动性持续处于极松水平的局面下,货币政策基调基本延续了此前的表述,自2021Q3以来继续未提“管好货币总闸门”,此外删除了“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表述,社融与M2增速目标由“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改为“合理增长”,不仅未释放政策转向信号,部分表述甚至较Q1报告有所强化。新提的三个均衡一是兼顾短期和长期均衡,表明既要搞好跨周期调节,也要保证短期目标的实现。二是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相比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陷入稳增长和抗通胀的两难局面,我国所面临的宏观形势和政策工具箱有能力平衡两项目标,表明了政策决心,也说明稳物价对于货币政策的约束相对有限。三是兼顾内部和外部均衡,相比上半年,下半年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央行对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关注有所上升。
第四,全年物价仍可实现预期目标,但应警惕结构性通胀压力。自Q1货政执行报告提及“密切关注物价走势变化”以来,央行明显加强了对于物价形势的关注。Q2报告关于下半年通胀走势的判断总体偏乐观,一是从基本面来看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总体稳定的有利条件,包括不超发货币过度刺激需求,有效隔离了国际粮食危机,国内供应链运转较为通畅,居民通胀预期平稳等。二是短期内结构性通胀压力可能加大,包括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新一轮“猪周期”下的猪肉价格上行,消费复苏回暖推动PPI向CPI的传导加快等。三是央行预计今年物价涨幅仍将运行在合理区间,有望实现全年CPI平均涨幅在3%左右的预期目标。根据我们的最新测算,CPI有可能在9月份首次破3%并创下全年高点,读数接近3.5%,下半年中枢约为2.9%。
历史上同一通胀率但经济承压时,稳物价会暂时让位稳增长。2000年以来我国有四个时期CPI同比明显高于3%,前三个时期200311-200410、200703-200810、201005-201205均属于“经济好+通胀高”的典型组合,货币政策优先稳物价。而当经济出现明显下行压力时,譬如201909-202004时期,“稳物价”会让位于“稳增长”。参考历史经验,下半年通胀对货币政策的约束相对有限,一是下半年经济工作“力争实现最好结果”,政策形势与201909-202004时期更加类似。二是如央行所言,下半年通胀更多是结构性风险,政策面有能力应对。三是CPI同比预计破4%的风险较小,点位相对温和。
第五,删除“引导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将7天逆回购缩量续做解释为市场需求有所减少。4月份以来,DR007较7天逆回购利率明显下行,MLF利率较同业存单收益率利差进一步扩大。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看,央行并不希望市场利率与政策利率长期大幅偏离。但考虑到下半年经济恢复基础尚需稳固,央行主动“收水”为时尚早,从而难以在短期内引导资金利率显著回归。对于近期多次开展7天逆回购缩量续做,央行解释为“二季度以来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对逆回购操作的需求总体有所减少”,“7月份以来,一级交易商投标量继续减少,央行进一步降低逆回购操作量,但仍充分满足了投标机构的需求”。这一解释与上半年财政、货币政策双积极,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的实际情形相符,也似乎在为下半年可能出现的MLF缩量续做提前做预期管理。
第六,6月利率低于LPR的贷款占比提升,关注可能出现的LPR下调。6月一般贷款中利率低于LPR的贷款占比升至29.8%,为年内新高,利率高于LPR的贷款占比普遍出现下调,共计62.39%,为年内新低,显示出银行为推动降低贷款利率付出了切实努力。从“市场利率+央行引导→LPR→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来看,一方面央行将继续“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下半年降准、降息(政策利率)空间明显受限,降LPR是最契合的工具。另一方面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将有效降低银行负债成本,是LPR下调的主要推动力。
第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聚焦重点、合理适度、有进有退”。聚焦重点体现为结构工具引导金融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特点。合理适度表明央行的重心可能不是出台新举措,而是用好存量工具,包括8000亿新增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3000亿开发性金融工具,4月份以来推出的4400亿再贷款工具,其中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和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均于7月首次申请。此外还包括普惠小微、绿色贷款等常规工具,以及去年末推出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有进有退或与专栏3信贷结构的演变和趋势相关,结构工具引导金融资源向特定领域倾斜,相关领域信贷增长,相反基建、地产等传统资金密集型领域信贷高位回落。
第八,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强调“兼顾内外均衡”,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的贬值空间相对有限。央行强化了处理好内外部均衡的重要性,稳定汇率同样是下半年货币政策维持币值稳定的重要内容。7月中下旬以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基本在6.75上下波动,参考上半年走势,6.80是比较明确的阻力位。下一步央行将加强预期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可动用工具包括调整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启动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等等,有较为充分的后手余地。从基本面上看,下半年中美经济基本面有可能再度扭转,中美利差倒挂压力有望减轻,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汇率贬值压力。
第九,央行对于房地产的定调有积极变化,地产风险扰动下,下半年收紧政策为时尚早。Q2报告延续了“房住不炒”的总基调,新增“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与7.28政治局会议定调一致。房价上涨预期一般领先于房地产销售,烂尾楼“断供潮”等风险事件对于居民购房预期的负面影响,或延长房地产销售与投资的磨底时间。7月中下旬以来地产销售数据初步企稳,预计房地产行业可能需要等到四季度才能迎来实质性回暖。
Q2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述变化一览
(解运亮系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稳汇率、稳预期,政策工具箱再出招。中国人民银行13日宣布,将于9月19日在香港发行150亿元6个月(182天)期限央票,其中50亿元为滚动续发,100亿元为增发。这是中国人民银行 近一个月以来 第二次增发离岸央票。此前一次是8月22日,在香港招标发行 350亿元央行票据,其中3个月期 央票发行量为200亿元,较前增加100亿元,创3年来新高。梳理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今年在香港发行9期共11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离岸央票发行是调节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举措。央行频频增发离岸央票,释放了明确的稳汇率信号。
今年的杰克逊霍尔会议选择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转变为主题。鲍威尔提到了三个理论难题:中性利率、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和菲利普斯曲线的陡峭化。理论上,只有当实际利率高于中性利率时,货币政策才具有紧缩效应,且实际利率越高,紧缩效应越大。货币紧缩的滞后效应也是不确定的,即从加息到总需求的收缩在时间和效果上都存在不确定性。菲利普斯曲线是思考劳动力市场与通货膨胀相关性的经典框架。展望未来,即使年内暂停加息靴子落地,明年通胀反弹的风险或推迟美联储降息,进而又增加了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
在7月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后,央行再度动用外汇政策工具箱,时隔1年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应声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