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规模和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发展与重塑（上）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经历了三轮冲击：在2020年疫情爆发期，经济活动停顿带来减产和库存消耗，隔离也限制了就业；2021年全球需求反弹碰上低库存、弱生产、交通物流遇阻，供需失衡加剧；2022年俄乌冲突对能源、原材料和食品供给的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冲击，加剧了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带来私人和公共部门对供给稳定的反思。微观层面企业更加重视供应链的稳定，宏观上各国政府强调产业链的韧性，不仅从效率也从安全的角度看待产业的竞争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4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扮演着关键角色，现在也遇到新挑战，高质量发展要求兼顾产业链的效率和安全。

中金公司研究部和中金研究院联合撰写了《大国产业链——新格局下的宏观与行业趋势》这篇深度报告，围绕效率与安全两个维度，从宏观与产业、科技与政策、国内与国际多个层面分析产业链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新形势下中国发挥好规模经济优势对促进产业链效率与安全的重要性。本文从宏观的视角就产业链发展和调整提出一些看法和思考。

一、逆全球化：历史没有终结

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可能是提倡自由贸易。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前，主流思维认为积累财富就是要占有黄金，资源配置靠武力抢占土地和殖民，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分工和贸易的自由市场创造财富，自由市场是指免于包括封建王权、贵族和地主在内的寻租者控制。虽然一些学者对自由贸易的结果有争议，比如有观点认为自由贸易产生受益者和受损者，保护新兴行业和创新领域有利于经济增长等，但经济学总体倾向于鼓励自由贸易。

过去40年，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在政策层面体现为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商品和服务贸易，跨境资本、技术和信息流动大幅扩张。伴随技术进步降低运输和信息沟通成本，专业化分工日益细化，全球产业链成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繁荣的重要载体。1989年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到达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会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学习和文化共同体，政治不再重要，市场决定一切。

但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到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逆全球化的驱动力从经济层面扩张到非经济因素。虽然新冠疫情短期对供应链的冲击很大，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地缘政治再次成为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更深远的因素，国家安全要求降低产业链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的风险。在逆全球化时代，历史并没有终结。

首先，疫情虽然给全球供应链带来很大的冲击，但也凸显了国际贸易对世界各国应对疫情的贡献。一方面，一个国家的产品生产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受阻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在自身的生产受疫情冲击时，来自其他国家（在那个时间点受冲击较小）的进口形成供给替代。在微观层面疫情对企业的供应链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从宏观层面看，疫情期间全球产业链还是显示了韧性，比如中国的出口对于满足其他国家的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体现就是疫情以来国际贸易占GDP的比例没有下降，反而上升。

其次，对全球产业链变迁有更深远影响的是地缘政治竞争，而地缘政治考量和贸易保护主义有时难以区分，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保护主义抬头和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扩大有关。针对贫富分化，左派强调自由主义加剧了分配不公，全球化只是让少数富人受益，右派则强调外部因素，比如指责中国的贸易和墨西哥非法移民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就地缘政治而言，美国左右两派的共同点是地缘政治考量，尤其是认为全球化给了中国崛起的机会，而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不符合西方的利益。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往往押着相同的韵脚前行。第一次逆全球化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大流感之后，1920-30年代民族主义和贸易摩擦兴起，最后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的逆全球化背后也有大流行疫情和俄乌冲突的促进作用。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不仅提升效率，也促进世界和平，因为替代市场交易的一个可能是凭借武力优势占有资源。长期以来经济学把国家安全看成远离市场分析的另一门学科，但现在发生变化，经济学需要重新认识要素禀赋、经济一体化、地缘政治的相互作用。

二、空间经济：世界不是平的

《国富论》的第一章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人制造大头针一天可能完成不了几个，如果把工序分成大约18个不同环节形成专业分工，每个人每天能完成几千个，效率大幅提升。把专业分工和自由贸易扩大到国家之间，先是消费品贸易，后来越来越多中间品贸易，形成今天的全球产业链。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在空间上的布局，不仅反映了地理距离的成本因素，背后还有要素禀赋差异、技术进步和制度环境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分工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隐含着不稳定的风险，如何平衡空间布局的效率和安全是产业链发展的关键问题。

传统的贸易理论强调空间上要素禀赋的作用，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需要投入其禀赋较多的要素时，则具有成本优势。劳动力供给更充沛的国家生产和出口更多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资本充沛的国家生产和出口更多资本密集型产品，两者之间的互补性驱动国际贸易。过去40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更进一步，假设企业基于生产和运输成本选择生产地，资本从回报率低的发达国家流向回报率高的发展中国家，追赶效应使得低收入国家增长快于高收入国家，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回报差异下降，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最终趋同。

过去40年的全球化确实弱化了地理和空间距离的重要性。一个企业甚至个人所面临的竞争不再是一地、一国之内，而是全球的，全球市场是一个同质的空间。美国记者Thomas Friedman在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书中描述了 “世界正被抹平”，空间上的距离不再重要，全球村是大趋势。在世界是平的环境下，全球化的网络和互动带来和谐共处，国家之间的空间距离感下降，政府对本国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下降。

否认空间位置差异的重要性显然不符合现实，只有少数国家，主要是东亚一些经济体经历了成功追赶，同时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往往超过其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一个原因是规模经济的存在。规模经济要求厂商尽可能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但资源有限，把一种产品的规模做大意味商品种类减少，而消费者偏好是多样化的，由此产生多样化消费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大范围内的分工细化和贸易可以缓解这个矛盾。即使两国的要素禀赋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分工和国际贸易来提高效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有大量贸易。

另一个和规模经济相互作用的因素是空间距离带来的运输成本。运输成本促使生产靠近消费，限制了生产的集中，但经济活动集中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如果规模经济收益超过了运输成本，企业就受益于产业的集聚。结合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两方面考虑，产业集聚在需求大的市场最具优势。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的支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提升，劳动力成本增加了，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持续上升，这里有中国作为最终需求大市场的作用。

规模经济、消费多样性和运输等距离成本的结合，意味着产业链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世界不是平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空间位置的重要性，不仅要考虑运输成本等经济因素，更要理解广义的地理和空间概念下，包括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企业集聚效应既受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影响，也受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作用，还有历史路径的依赖，带有鲜明的地区差异和区域色彩。这意味着产业链在空间上的调整（回岸、近岸、友岸）需要付出成本，包括设备迁移成本、长期固定投资的沉没成本、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依赖所隐含的负外部性等。对总量经济来讲，产业链调整通常意味着效率下降，成本上升。

产业链调整会不会增加其韧性和安全呢？在微观层面，缩小空间分布范围、减少中间环节有助于供应链的稳定，但在宏观层面产业链的韧性不一定来自回岸、近岸（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和友岸（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是敌人），而是供应来源地在空间的分散，包括地理、政治和文化差异。这是因为宏观上的风险分散不是指某一类产品供应来源的分散，而是指经济的总供给的分散，任何国家都不大可能生产所有自己消费需要的商品。和全球化时代比较，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驱动的产业链调整必然带来效率下降（成本上升）。但是否增加安全？结论并不确定，这有点类似每个国家都增加军费但国防安全不一定改善。

另一个对未来产业链发展有重大影响但其具体效果还看不清楚的变量是土地空间，准确的说是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土地提供最终吸收二氧化碳 （森林碳汇和碳封存）的空间，也提供支持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电）的空间，土地空间的利用可以帮助人类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洪水和干旱（比如水库），土地还涉及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和相关基础设施的转型等。可再生能源设备的制造有规模经济效应，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可以增加中国的能源安全，但可再生能源使用需要占用大量土地，带来规模不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可能需要大规模改变土地的用途和地貌。

对于大国来讲，土地供给似乎不是问题，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有其特殊属性。土地在空间上不可移动，时间上不可转换 （而一般生产性资本把今天的消费转换成明天的消费），天然具有垄断属性，土地的使用容易和规模不经济、寻租和腐败行为联系在一起，扭曲资源配置，就像土地的自然供给并不紧张，但一些大城市的房价畸高。工业经济时代土地的作用下降，新古典经济学把土地看成生产性资本的一部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时代，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独立性回升。土地的多种用途之间有竞争，其新角色对产业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可以做一个初步判断，基于其规模不经济的属性，土地的重要性上升带来成本的增加。

（彭文生系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负责人、中金研究院执行院长）

点击阅读>>大国规模和逆全球化下的产业链发展与重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