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项飙：把公众对“附近”的需求转变成自下而上的行动

近日，在“城市与我们：跨越边界”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论坛上，人类学家项飙以《从虚拟世界到真实社交，我们如何重建附近？》为题，提出“最初500米”的设想。

在数字时代，人们前所未有地依赖网络，沉溺于虚拟世界，真实的社交逐渐稀缺。人作为城市的主体，需要有意识地跨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正因如此，三联人文城市季以“跨越边界”为题，邀约包括项飙在内的八位嘉宾，围绕虚拟与现实、有形与无形等各种不同的“边界”展开对城市与边界的探讨。

项飙说，他对于“最初500米”的思考，是针对“最后500米”而来的。“最后500米”是电子商务公司平台、物流以及由城市管理部门提出的，“最初500米”则是反过来，从每个个体出发，从自己身边的500米延伸开来，连接一个更大的世界。

去年，项飙舍弃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的教职，奔赴德国城市哈勒，在国际顶级科研机构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担任所长。

不会说德语的项飙，目前跟家人定居柏林，平时坐一个多小时的高铁从柏林前往哈勒工作。在建于20世纪10年代的百年老公寓楼里，他以“最初500米”的方法，开始自己在新环境下的社会行动。

他家附近没有地铁，只有公交车，步行去女儿的学校只需十分钟。步行是他观察四周的机会，周围的人纳入他的视线，成为关于“附近”的研究对象。他跟卖冰激凌的意大利人攀谈，观察修自行车的以色列人的工作方式。他留意到楼上住着一位钢琴家、一位数学家。在楼下花园散步，又认识一位退休的德国工程师，一段随意的聊天开启他对俄乌冲突的新思考。长时间的观察，带着真诚去对话，是项飙了解事实细微肌理的“唯一可靠的办法”，也是他认为的当代社会科学最好的研究方法。

这些年，不少学者从各自学术领域跨界到大众视野，成为明星学者，项飙是其中之一。他从人类学视野出发，以细致入微的表达输出独到观点。在《十三邀》节目中，他与许知远关于内卷的对话，形成了社会热点话题和共识。他那句“我们要不断抽打自己，让自己这么空转”，成为关于内卷死循环的讲述中，一种无比真切的描述。

项飙认为，现代社会的趋势是人越来越原子化，对附近丧失兴趣。随着“附近”的消失，人们很难在现实中切身了解其他群体是怎样生存的。

这种“附近的消失”，在今年疫情期间又被人们反复讨论。在上海这座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各个社区的团长开始涌现，在特殊时期帮助解决社区物资的燃眉之急，实现民间互助。消失已久的邻里关系、人际关系在疫情时期重新建立，“远亲不如近邻”也多了一层“患难与共”的含义。

在“最初500米”的提议中，项飙希望每个人能从身边的人开始观察留意，从一草一木，从邻里，从周围的人和事，去探究“最初500米”是如何聚合在一起的。

“它是一种以我们个体出发，从每个人自己出发的一个小小的社会行动。”他说，当每个人从自己身边的500米去看，就能把个体和更大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比方说每天早上你跟电梯里的那些邻居是什么关系，你出门的时候跟那些保安是什么关系，你跟每天早上经过的早点铺、业主、打工人是什么关系？”

生活在中国，人们能享受极为便捷的生活，比如动动手指，就能在任何时段迅速点上一份外卖。在项飙看来，这是城市生活的“功能性过剩”，“今天的各种硬件、软件的发展，各种管理措施的到位，其实使得我们功能性急剧发达，甚至过剩”。

相对而言，他认为城市生活的生态性不足。这就造成人们表面上在社交媒体上极为活跃，但年轻人又觉得内心孤独无援，身边缺乏强有力的支持系统，非常个体化。有些年轻人在线上才感受到真实，敢于表达自我，但在现实生活中，不知道如何与人交流。这些都是“功能性过剩”、“生态性不足”所产生出的悖论。

“吃饭靠外卖，出门打滴滴。上下楼坐电梯，看着手机根本不管身边的人是谁，那样的生活是最舒适、最高效的。但同时我们知道，在这样高度舒服的环境下，会出现空虚、焦虑、压抑，然后是病理上的抑郁症。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困难太多，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了解困难、了解差异的基本能力。”在三联人文城市光谱论坛上，项飙这样说。

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项飙进一步阐释了他对社区、对“生态性不足”的看法，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重建“附近”。

《跨越边界的社区》（修订版）

项飙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3月版

对话项飙：从“最初500米”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

第一财经：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提出的，他强调社区和社会共同体是一种组织化的治理体系。过去，中国的社会共同体以单位为纽带建立。随着单位制瓦解，社区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社会共同体的连接渠道。你怎么看社区概念在中国的变化？

项飙：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对“单位制”做一点澄清。单位制是改革前对在城市里大单位里的职工而言的，所以它针对的人群是非常有限的。对于没有正式单位的、或者单位比较小的城市居民来说，邻里街道还是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组织的方式。广大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单位制能够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单位和“大院”联系在一起。大院在中国城市里有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大院保持了强烈的农村色彩。在大院里，孩子跑来跑去，在这家吃饭，在那家过夜，互相之间没有什么隐私。乡土特色给了它一定的弹性。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改革之后有一种“准单位”的制度。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宿舍体制。在珠江三角洲，包括在全国各地，大部分农民工住在厂区的宿舍里。这和原来的单位在性质上当然完全不一样，它在工作上是完全没有保障的，人们是高速流动的，而且它没有大院那种关系。

这样的“准单位”制度比原来的单位制所覆盖的人数不一定少，它遏制了社区的发展。这是我1994年去东莞调查看到的，民工来到城里，没有社会关系，像分散的土豆，工厂成了把它们包起来的唯一的口袋，而且这个口袋是一包到底的。我当时提出了“悬浮”，也提出了新“社区制”的想法。

第一财经：在个人越来越原子化的现代社会，社区的活力直接反映出一座城市的魅力，社区营造也成了热门话题，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观察到的社区营造的效果如何？

项飙：社区营造成为重要话题，一方面当然是反映了大家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和城市规划部门的思路、房地产商的利益，以及多年来以房地产为推进的城市化发展思路有关。

我们在社区营造上的资源投入不小，但社会效果还有待观察。比方说，社区营造里面的一个特色似乎是专业人员介入、具体职能外包给社区的专业公司。社区里的业主日子过得舒适安全，不用操心。这叫什么社区建设呢？社区建设本来的意思是要大家民主参与、不断讨论甚至争吵，一起想出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起动手。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应该把社区营造看作是一个机会。毕竟客观需求在那里，又有人愿意投入，关键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更积极地介入，把它推向更加真实有效的方向。

第一财经：你提出“最初500米”的设想，也就是自下而上，从每个人的邻里和周围出发，增加城市生活的生态性。能否从社区层面和个人层面阐释一下，我们如何去增加生态性？一个有生态性的环境， 对城市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项飙：生态性的基本意思就是说，生活是比较乱的，生活里有很多你看起来不舒适的东西，有很多你不喜欢的东西。但这是生活，这些东西的存在是有它的道理的。你喜不喜欢是你的权利，但是去了解它们的存在，也是你的义务。

所谓的“疯癫者”就是一个例子。你到一个村里去，不管村里人口有多小，你几乎总会碰到一些奇怪的人，有点疯癫，精神不太正常。

村里人当然意识到他们不一样，有时候也会歧视他们，但大家都承认，这些人是村里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城里的小区，如果有这样的人，人们可能会想去报警，或者想办法告诉物业，让那个人搬出去。

有些高档小区会对业主做社会背景调查，然后拿此做广告，保证社区里面没有让你看着不爽的人。这是对社会的“谋杀”。个体会去支持这种“谋杀”，因为这让生活更方便、舒服。

但是到最后，大家会活在一个没有生态性的、单一树种的林子里面，大家都“憋死”。

现在在城里，大家习惯了那种方便的、高度包装的、不断消毒的生活。“生态性”意味着，大家要去理解那些不一样的东西，从丰富和复杂中，看到让你踏实的质地感。

第一财经：说到中国的社区营造，成都可以展示出一些有活力的样本。比如有30年历史的玉林，从一个老旧的街区，转化为野生的、踊跃着文艺活力的社区，原住⺠与⻘年文化、商业业态共生，能体会到大城市稀缺的附近感。但社区营造成为热门话题之后，商业的介入往往会让一些本质的东⻄丢失。你也说到，“重建附近”与“社区营造”某种程度上是唱反调的，“社区营造”是否与“社区建设”有定义上的差别?

项飙：我说的“重建附近”确实和“社区建设”“社区营造”不一样。

中国的社区建设在过去20多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从基层政权建设到网格式管理，从大数据管理到疫情期间的干部下沉，不同小区网格互相打通、数据共享等，作为管理对象的社区的建设是大大增强的。同时，由于电商的蓬勃发展，所谓“最后500米”、社区小区的配送中心建设也得到大量投资。

而我说的这个附近建设，不是要建设作为行政单位或者是商业目标的社区。我提倡的附近是所谓的“最初500米”。

“最后500米”是从一个商业或者权力中心出发往下的，个人是末梢。“最初500米”则是从你出发，你是起点。附近的建设主要是一种意识的建设，是重新理解自己和周边、和社会的关系，看到社会的具体和复杂，摆脱一些抽象的、大而化之的概念去理解社会。

商业性介入的社区营造是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说明大家对“附近”的需求是很真实的。对于社会学者、艺术家、公益事业人员来说，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把公众对“附近”的需求转变成自下而上的行动，带来切实的、意识上的、日常行为上的改变，而不是让它再一次成为商业化的机会，使得生活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昂贵，但是也越来越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