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企业家精神：从“再分配性”到“生产性”

今天，当我们谈论企业家精神，我们通常谈及企业家对创造、创新和施展才华充满激情的精神特质，及其引领推动的对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产生巨大影响的创新和创业活动。然而，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创新和创业活动并不总是生产性的，而企业家精神也并不总是为社会所普遍认可和推崇。正因如此，当《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采取实证研究的方式，尝试向纷繁复杂的历史探幽寻微时，其贡献便不仅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内容丰富且视角新颖的分析方法，更在于以叙论相融的写法，为像文明本身一样古老的企业家精神录下存史之作。

本书首次汇集众多主流经济史学家，对从美索不达米亚和新巴比伦时期至今，企业家在宽广的地域和悠久的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进行全面考察和探讨。通过丰富翔实的历史案例和引人入胜的讲解剖析，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创业活动的共性和差异，既提出了关于企业家精神演变历程的诸多洞见，为读者从更深层次上观察和理解企业家精神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又着重解析了文化和制度对创新和创业活动的影响，为从制度角度塑造和激励企业家精神以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目的，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和借鉴。

文明早期的企业家精神

本书提出，若人们单枪匹马地追求财富、权力和声望，便可视之为从事创业活动。据此回溯，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早期，企业家精神就已存在。从古典时期的近东和罗马、新巴比伦王国、中东地区，到中世纪的欧洲，作者详述了工业革命之前各历史时期企业家精神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又从中揭示了差异中的共同点，特别是激励人们从事创业活动的机制，无论何时何地，皆可分为“再分配性企业家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

顾名思义，区分“再分配性”和“生产性”，只需看企业家的所作所为是致力于取得经济蛋糕中的更多份额，如侵略战争、贿赂、寻租诉讼等行为，还是致力于做大蛋糕，即创造经济剩余，而非仅仅转移甚至掠夺经济剩余的行为。从普遍认知和情感认同上，我们对后者怀抱着不假思索的敬意，但历史中的社会文化却并非一贯如此。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肥沃的土地滋养了农业并产生了剩余，同时由于石材、金属等基本原材料的匮乏，远距离贸易逐渐兴起。作者提出，此时基于生存的客观需要，扩大了长途贸易的企业家们获得了显著的社会声望，基本的商业惯例也由此创立；相反，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的欧洲，由于对外掠夺的暴力手段、对内剥削的债税手段能够有效积聚财富，无人倡导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或是通过发展国内市场促进技术进步的社会项目，生产性企业家精神并未得到应有的赞许。

作者提出，直到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的通行制度，均倾向于支持富于创业精神的个人从事再分配性活动。这既有看重凯旋的战士而轻视生产性努力等习俗文化的影响，又由于再分配性和生产性创业活动在报酬可得性和经济效益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本书通过例证反复说明，再分配性创业活动的报酬通常是直接和显见的，而生产性创业活动的收益却非常模糊、难以预计和兑现，二者报酬差异的经常性实现，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在习俗中留下的不同评价。

工业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然而，自文艺复兴时期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宗教和社会思潮逐渐从中世纪社会把商业成功视为社会和谐的威胁，鄙视高利贷、商业逐利行为的一般宗教观，向认可、赞许和尊敬激励竞争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转变。其后的历史更加激动人心，继荷兰企业家异军突起之后，大量实践创新型、高效多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成功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及其北美殖民地，为工业革命之后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必要条件。

作为地处海潮出没的湿地上的小国，荷兰曾在其黄金时代，藉由远洋航行、全球贸易和金融活动，赢得了左右世界的霸权。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荷兰的崛起与其遭受的自然灾害和外敌侵略不无关系，一定程度上堪称“多难兴邦”。历史的偶然不可复制，但可以复制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在面对挑战时迸发出的创造力，正是这种创造力，为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奠定了基础，让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取得了全球首屈一指的贸易地位。

与荷兰相似，英国具有国土面积劣势和海上交通优势，但这并非其取得工业革命早期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充足的资本准备及能源革命等因素，使得更加复杂的经济形态成为可能。但更为重要的是，自光荣革命奠定君主立宪制度之后，一系列制度特别是有效的激励制度的确立，极大促进了自由市场环境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的显著成就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家精神的光环效应。

相较于具有先发优势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更多是在自身传统和时局限制下，对工业竞争优势的逐步构建和重点突破。在后起之秀中，真正得到时运眷顾的是19～20世纪的美国。独立后的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开放性，建立了安全有效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又以对企业家的敬重态度和激励举措积聚了显著的人才优势。此时，大量发明技术、创业机会和基础设施有效结合，专利体系和公共教育体制持续发挥效力，而“美国梦”式的企业家精神，不负众望地推动了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走向蓬勃。

东方地域的企业家精神

在解析了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经济起飞的历程后，本书又将眼光投向东方世界，探寻印度、日本和中国经济发展分化的历史原因。

针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作者从金融信贷供给方面给出了部分答案。虽然无论独立前后，印度都具备大量运行良好的金融机构，但其中大部分信贷仅通过非正规途径提供，以种姓代替法律作为实施机制，由此导致了资源和机会向有着广泛商业利益的部分家族倾斜。这种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一方面降低了参与其中的企业家的交易成本，可能促进了最初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阻碍了潜在企业家群体的创业参与，使他们因缺乏金融资源而被隔绝于门槛之外。

与印度不同的是，二战前的日本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废除了等级制度，从而带来了极大的社会流动性。不但如此，明治政府实施了强有力的工业化政策和教育改革，努力提供有利于企业家成长发展的环境，甚至一定程度上将崛起的财阀扶持成为日本经济中的重要参与者。而在大量新商机面前，各大财阀也积极发扬企业家精神，主动拔擢有能力的管理者和技能型工程师，进行有效使用资源、推动企业迅猛增长的组织创新，帮助日本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工业突破。

对于帝制晚期以来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探析，似乎尤为不易。作为在唐宋时期便出现了大量发明的文明古国，作为具有庞大市场且从不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人口大国，中国为何没有实现资本主义大发展，为何没有产生工业革命，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热衷的课题。历史无从假设，但或许步入封建社会巅峰后的中国，和黄金时代后的荷兰一样，都曾为自己的成就所阻拦，失去了向外界学习和探索的兴趣；当然，这种学习和探索的兴趣，或许也曾被历史的诸多偶然因素所阻拦，让中国的政商阶层共同错失了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

塑造未来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及其主导的创业活动，是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动力，曾经推动并将持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人类文明进步。由此，对于如何运用企业家精神的思考，便显得尤为重要。

与文化特别是宗教方面的因素不同，制度因素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纵然其产生可能源自偶然，其运行机理也受制于各方面关系的相互作用，如《英国大宪章》和特许状是英国国王迫于财政压力向贵族作出让步的产物，而三次著名的灾难性历史现象促使荷兰走上了蓬勃创新的道路，等等，但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政策方向，仍然有望得到复制或模仿，如维护金融体系的高效运行有助于发展规模经济，健全专利制度、反托拉斯法和破产保护法能够对企业家精神进行有效激励和保护。政策设计者可以从本书中获得关于改善公共福利、促进发明创新的借鉴，特别是如何通过减少寻租机会，引导创业活动从再分配性转向生产性。

《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到现代》

[美]戴维•兰德斯、乔尔•莫克尔、威廉•鲍莫尔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