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不要让民企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现在有个现象值得我们警惕，那就是民营企业正变得越来越稀缺。尤其是好的民营企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比较稀缺的资源。最近半年对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民间投资的各项政策进入一个密集期，高层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但这恰恰说明民营企业生存维艰，民营企业各种经济活动萎靡不振，迫切需要政府和政策的支持。

回归企业的本质，无论是科斯、诺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还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都是现代经济的基础，一个现代经济就是以现代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在微观基础上就是以现代企业为根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可以成为现代企业，但是从教训来看，从产权的清晰度，公司治理效能，成本精细化程度，经营效率的提升和创新敏感度及能力方面，民营企业还是更能表现出其现代性。

正是看到这一点，过去我们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在是理直气壮的做大国有企业。做大国有企业没问题，关键是要回到企业的本质，那就是有效组织要素，形成硬约束的市场主体。企业如果没有效率，做的越大越是国有资产流失。当然国企还要看社会责任、经济安全等价值。从实践上来看，民营企业是符合上面四点，产权归属明确，这是最主要的；责任很明确，民企出现亏损，不会花纳税人的钱补窟窿，该破产破产，这是预算硬约束；政企分开这是民企不用走的一步，天然就是分开；民企能活下来一定是要管理科学，民企的老板和管理层都是在市场上摸爬滚打，不是温室里面，因为你管理不科学肯定会被市场淘汰，没有人会为你兜底。

我说这么多企业本质的理论，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民营企业是最符合企业的本质的，组织和调动要素资源是最有效率的。现在很多国有企业没有效率，靠财政资源或垄断地位存续，这不符合企业预算硬约束的本质要求，属于国有资产流失，浪费国家的财富。但是如果说国企承担着更多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那是另一种范式和标准。

大疫三年，“三重压力”的板子主要打在了民营企业身上，这个从国企和民企的利润分化上就能看出来。最近三年，国企由于主要是上游企业，享受到了大宗商品涨价的好处，也都是一些垄断刚需行业，因此利润增长的压力相对不大，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但是民营企业的经营利润就非常难看，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气如游丝，大量的民企处于维持生存和倒闭破产的艰难状态。甚至说，能顺利的破产还是好的，有大量的民企处于一种官司缠身无法退出，空消耗资源的无效状态，企业家也被锁在这种僵尸状态里面空消耗心力，让本来就稀缺的民营企业家变得更稀缺。

那么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真金白银的支持，民营企业、民间投资等依然萎靡不振。我认为核心的问题并非疫情因素，也不是周期性因素，而是民营企业家的长期预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预期变化，这么没有安全感？以至于让高层拿出改革开放初期的话语体系——“两个毫不动摇”——来表达态度？我认为中国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主导，但是民营企业的合理性，或者第一原理，或者是“资本”的属性问题等，这些根本的理论问题，迟迟没有实质性进步，以至于我们只能拿几十年前的理论资源来支撑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和信心。

那么问题出在哪？我觉得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我们每次谈民营企业，并不是他的先天的合理性问题，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一说到民营企业就说到“五六七八九”，也就是民营企业能提供多少税收，多少GDP，多少专利，多少就业，多少市场主体数量等实用价值。那话说回来了如果有一天，民营企业提供不了这些功能和价值了，那就不该存在了吗，那就需要“退场”了吗？所以，民企担心的是这个，担心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稳增长和搞经济的工具，而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的主体。经济不好的时候，各种支持和呵护，经济向好的时候，各种治理和整顿。问题就出在这，就像汪峰一首歌里唱的，“我该如何存在”。我想，每个民企企业家恐怕都在问自己该如何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怎么办？民企要发展，民企企业家信心真正改观，我觉得根本上是要改善中国经济生态的土壤，否则再努力劳作也长不出合适的庄稼。南橘北枳就是这个道理。怎么改善，当前来看要在“四化”上下功夫，其实都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范畴：

1，市场化。民企存在的土壤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长不出民企，扭曲的市场经济只会生长出扭曲的民企，比如乐视、恒大这样的企业。当前各个地方成立各种地方国企，城投，其实是一种倒退，对民企产生各种挤出效应，一方面增大了地方债风险，另一方面污染了市场经济的土壤。

2，法治化。民企和民企企业家非常脆弱，没有背景和靠山，唯一的权益保障就是法律。当前我们在维护民企的法律基础设施上相对供给不足，或者执行不力，很多侵害民企利益的行为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另外一个严重的现象是，现在的制度供给短期化太严重，各部门喜欢出台各种缺乏法理基础的政策，指导意见，管理办法，暂行规定等各种“x号文”。但是，这些短期文件，一方面部门之间不一致，冲突，让企业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同一部门去年出的文件和今年不一样，去年严禁，今年鼓励，那么明年呢？让企业无所适从。因此，建议要多出台法律层面的长期制度，减少以部门和地方政府为主导权的短期的、周期性政策。否则，政策本身就是不稳定的来源，反复折腾的厉害，哪个民营企业家敢投、敢闯？

3，国际化。看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会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出口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各类商品），进口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各类资源）。因此国际市场是民企重要的生命线，主要的市场。为什么民企热衷于海外市场，一方面国际市场比较标准化，没那么多“潜规则”和地方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不会像国企那样有国家兜着，是真刀实枪的竞争，是效率为王，这能真正体现民企的优势。看看中国优秀的民企，无论是华为、联想，还是腾讯、阿里，都是在国际竞争中，是在与世界顶级对手的较量中发展壮大的。窝里横是出不来优质的企业，在外面没人惯着你。因此，国际化对民企非常重要，中国应该在海外多交朋友，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重建全球化的氛围，为民企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营商环境。我们总说改善民企的国内营商化境，其实改善海外的营商化境也非常重要。

4，治理现代化。中国是比较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但根本上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具有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发展型政府非常重要。斗争精神，主要应用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要界定清楚政府与市场，与企业的关系。无为无不为，做好企业背后的服务和支撑，其他的要保持距离，不折腾，做个安静的麦田守望者。这是深圳的经验，所以深圳才出来那么多优秀的让人尊重的民企。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像一个人长大成人了，民企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各种政策支持，而是一种建立在现代法律体系上的尊重，一种真正的把其当做先天合法性存在的尊重。当有一天人们都不再谈什么民企国企，也没有什么支持政策，就像民企自然就是中国经济的空气和水分。等到这一天的时候，民企才是真正的有信心，才安心的立足于中国这片土地。

（作者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