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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残障儿子是他思考和写作的驱动力

第一财经 2023-03-17 08:55:23

作者:云也退    责编:李刚

大江健三郎1963年有了这个孩子,按照英语light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光”。

我买过一个手摇咖啡磨豆机,日本货,刚一上手旋磨就觉得不对。旋臂很长,旋磨很费力,这在意料之中,可是我的左手必须死命地按住底座,减少机器的摇晃。当一杯豆子都成了粉末,我松开的右肩感到一阵酸痛,旋臂则跟着耷拉下来。我端详着这个陶瓷磨豆机,日本货不是很讲究体验感吗?怎就这么中看不中用呢?

不良的体验感还在继续:我把咖啡末一点点倒入杯子,那些粉末大多黏附着不掉下来,我使一点劲振动那容器,粉末呼啦泻下许多,半数掉到桌上……我想到在一次与莫言的谈话里,大江健三郎说的一句话:自然界,许多事物都在细小地颤动着——那种不能辨明是不是风吹导致的细小颤动。大江一定是无数次地端详过一花一叶的,神秘的颤动正是生命的证明。那些制作3D动画的人,为了使屏幕人物看起来更逼肖于真人,就要把人物自然呼吸时胸口的一起一伏给做出来,那得花费多少精力啊;同样的,我持机摄录时感觉手那么平稳,摄出来的画面却始终有恼人的颤抖感,这不也是“有生之年”必然的体验吗?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2023年3月3日)

光:那些被遗忘的生存的可能性

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光,在他的父亲的笔下,就是这种洞察细微的行家。光在语言方面缺损的那一部分脑力,被转移到了对光线、声音、动作的感知之中,他就像动物,很难学会并说出人语,却能在听到加拿大野鸭群里一只鸭子的叫声后,大声嚷出“E调!”大约是世纪之交的一个夏天,大江独自在美国访问,到冬天,他的妻儿来看他,光一下子就被户外湖上的野鸭群的啼叫激动了,他挺起胸膛,开始逐一识别鸭叫的音程,大江甚至说,光会敲打玻璃,对鸭群中的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表示不满,完全就是一名面对乐团的指挥家的派头。

那时的光30多岁,已被培养成为作曲家,在听到野鸭叫的次日,他就提笔写了《E大调——加拿大野鸭》,当晚他在音乐会上亮相,接受了意料中的掌声。大江继续说,接下来的一周,他为他的两本小说做巡回签售,两本书都是以光为主角的。“无论到哪一个会场,都有家里也有智障儿女的人上来交谈,讲述自己的体会……”大江在这篇题为《光在普林斯顿》的随笔里说,那些父母都讲了自己是如何同孩子互相启发的,孩子“点亮”了他们的心智。

大江健三郎1963年有了这个孩子,按照英语light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光”。他无数次地想过,该怎样看待这个缺失一些正常人能力的孩子,怎样发掘他的潜能,为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他可能危机四伏的自我认知中——找到立足之地,还有,大江反复思考,该怎样在自己的写作中为光安置一个位置。这后一点非常关键。大江太知道自己惧怕什么,他能想象到,当别人理所当然地称他为“那个有个智障儿子的作家”“那个总是写他的智障儿子的作家”时,自己的内心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实话讲,“光”这个取名,很像一个临终之人欣喜地告诉家人说“我觉得我在成长”,是强迫自己相信,看似残忍的命运安排有助于个人的进取。他不仅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那令父母家人尴尬的存在,他还要说服自己,光继承了自己对自然界的细小颤动的敏感,能像昆虫一样感光,像鸟类一样辨音,像野兽一样能对气味和动作做出迅猛的反应,只不过这继承使光“偏科”了,使他拒绝发展听、说、社交的能力,对人语的嘈杂完全不耐烦。J.M.库切在他最好的小说之一《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里,也写了这样一个像虫兽一样贴着地面活着的人,小说家愿意想象这样的人,描绘那些被普遍的资本主义方式所遗忘的生存的可能性。

鸟:存在与虚无

光出生一年后,1964年夏天,大江发表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小说的主角只有一个绰号“鸟”,27岁,孩子正要出生,非常之焦虑厌世,在一处心理活动里,“鸟”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讲非洲探险的书,书中说,某个非洲国家格外美丽,物产富饶,村民什么都不缺,却依然酗酒闹事,喜欢在酒精里陷入自暴自弃的绝望之中。这说明,这里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满”。实际上,大江自己就很需要深耕这种不满,因为它博大,普遍,可以包容因为生养了一个智障儿子而来的浅层的、有限的不满,也因为它通往被大江深度痴迷的、存在主义式的虚无。川端康成曾一再地澄清说,他的小说基于日本的“心灵”而写,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而大江却从不捍卫什么“日本性”,他希望他所描绘的焦虑、恐惧、不满,全是无国界的,无需以某种特殊主义的文化眼光看待。

就在1964年10月,大江的偶像——全能的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发公开信拒奖,这份雄辩有力的公开信,揭露了在一个消费主义的传媒时代里荣誉(不只是诺奖)的可疑本质,这既是萨特,又是诺奖史上的“高光时刻”。大江曾于三年前在巴黎拜会了萨特,他发现,任何事件,都可以通过个人对事件的体验而转化为一个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命题,也就是说,转化为个体与处境之间陌生而艰难的关系。例如,大江在那个10月开始发表的《广岛札记》,就含有这样一种哲学探索:他不是一味地强调原子弹爆炸导致了受害者的苦痛,而是对广岛人的处境做种种描绘:这些处境往往是普遍的,让那些从未经历过如此灾难的人,也会感到熟悉。

《个人的体验》这本书,通篇都充满了虚无感。27岁的“鸟”,将自己孤绝在近在眼前的事件之外:他很快就要承担父亲的责任,可他不只是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对自己人生的意义都满心怀疑。大江对体验的刻画,使我们看到,“鸟”的时间在那些破碎、滑稽、荒诞的场面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个大个子、长胡子的陌生女人(实际上是个男妓)叫住了他,又转身离去;打靶场里,一个女孩子为他的高中生男友命中靶子而咯咯直笑;测握力的装置底盘印着一个女人的图案,引诱玩家去掰开她的两条挡住裸胸的胳膊,同时看到数据……

当“鸟”意识到时间将至,无可奈何地给病房打电话探问情况时,陪床的岳母告诉他,妻子一直生不下来孩子。他拿着听筒,一时不知怎么说好,“竟发现胶木话筒上有几十个蚂蚁洞,就像缀着黑星星的夜空”。

“鸟”不仅在肉体上置身于他正经历的事件(妻子临盆)之外,而且在意识上也分离于他正在做的事情——打电话,于是就产生了这样苦涩的“审丑”时刻。在大江的小说,还有在比他大十岁的安部公房的小说里,这种分离都属于基本操作。事件其实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人与处境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体验。

性:身体的陌生化

大江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性。他从二十来岁起就大量地触及性的主题,尤其写男性把身体作为一种处境的体验,那是因为大江决心将身体也陌生化;人不仅要分离于他经历的事情,而且还要从意识上分离于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他的性器官。大江写的少年,往往一低头就冒出个暧昧的自问:咦,我怎么会长出这么个玩意来的?在《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这些小说里,初长成的少年,对个人雄风的想象和焦虑,与他在政治参与上的激情是同步的:当他们有机会去为某个政党办事和鼓噪的时候,他对身体的自信也跟着提高。

《十七岁》是一篇很出色的小说。日本人身处一个过分讲求距离和含蓄的社会,本就热衷描写人与人的心灵隔阂,而大江把这种隔阂升级为“个体vs.世界”这一存在主义式的关系。这位17岁少年,靠姐姐当护士的工资供养上学,在同姐姐争吵后,恨得掉眼泪,一脚踢翻了茶几,“小便一样黄的凉茶水”流了一地。事情发生时,屋里的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哥哥沉迷于自己喜欢的模型,爸爸则悠闲自得地看报纸。少年打伤了姐姐的眼睛,父亲也不作声,依然看着报,“只是嘴角浮起一抹讥嘲般的冷笑”。

这是对家庭成员之间教科书般的冷漠所作的教科书般的描绘。在大江看来,“根本性的不满”的大门打开,正是在一个男子进入17岁的时刻——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质疑何以落到这种处境里。集体生活意味着威胁,从家中到社会,到处都是冷嘲的目光:学龄前小孩挤在学校栏杆外,等着看体育差生笨拙出丑;优等生在考试后谈论着上哪所大学,让没能完考的同学又羞又怨;打排球的女生“像肿瘤一样突出在”小操场上;老师只管成绩,17岁的少年必须参加必败的跑步考试,站在起跑线前,感觉“人生就是一场地狱”。

大江尽量陌生化地处理两眼看见的事物,使人体会到观看一个浮沉于虚无之中的人物的快意,并乐见其幻灭。而那些不虚无的人,在大江的笔下,也不过是虚无大军的后备力量,因为他们用来保持热情的只有很少的救命稻草,而身外的世界则显示出肉眼可见的无聊。在《政治少年之死》中,那位右翼少年说“天皇是我真正的太阳,是盛夏的骄阳”,说“我要成为一个对与天皇无关的现实世界完全冷若冰霜、懒散怠惰的年轻人”。他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典型的大江人物,都这样在两个极端之间自虐一般地做折返跑。

萨特和海明威:两股牵引力

《政治少年之死》打有萨特1948年的“处境剧”《肮脏的手》的鲜明烙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巅峰是在二战前后那十年里,从1930年代开始,延续到冷战开始后的1940年代末,而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他们的存在主义写作要晚20年,再过20年,涟漪才波及中国,轮到中国作家去发现存在主义的好处。这种写作太酷了,超酷的。

不过大江在回顾自己所受的文学影响时,却总是爱提他的启蒙书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在20世纪末的一篇文章里,他把心目中最伟大的20世纪作家的位置留给了海明威,他尤其推崇他的《在我们的时代》《乞力马扎罗的雪》和《老人与海》。大江说,海明威1961年自杀身亡,给了他一个重温自己少年时代的契机,他“再次深刻地经历了一次从根本上恐惧世界、厌恶世上的一切的过程”。他说他感到一丝绝望:海明威从少年时就熟悉死亡,刚刚进入老年就迫不及待地自绝于世,“我自己岂不是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吗?”

萨特和海明威,是同时牵引大江健三郎的两股力量,而儿子光的存在,产生了更为持续的、主题上的激发。优秀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写的是一位有着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智障儿子,另一个是容易“充血”的儿子——的体验,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刚完成不久的《燃烧的绿树》,则是对与智障儿子“共生”的经历的某种总结。大江一直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他想知道,自己到那时会不会成为自己小说里多次写过的,那些在抚养残缺的子女长大的过程中,尝尽人生苍茫百味的父亲。中篇小说《这个星球上的弃儿》,就写了当残疾的子女逐渐长大,进入危险的年龄时,他们父母有着怎样的表现:

“母亲们的面容尽管都比较忧郁,却是一副坚定而沉稳的神情。而在父亲这个年龄段上的那些父亲们,则经常显现出畏惧般的郁暗面色……看着那些比自己还要年长、陪伺着残疾人的亲属,漠然地想象起了自己的将来。”

说这番话的人,自己就是一位残疾孩子的弟弟,他一路目睹了父亲的操劳,他说,每当在聚会上见到这些有着共同的苦楚的父母时,他就会在心里跟自己说:“他妈的,他妈的!即便前方一片黑暗,不也要打起精神冲上去吗?!”这几句心里话,的确显示出海明威的斗士榜样,在大江心中是多么重要。

安部公房最好的小说《砂女》《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等都是淡化主角的名字的,大江的那些存在主义风格浓郁的小说也是如此,一旦取出一个有日本味的名字,小说的“国际性”就要削弱,驱动人物行动的“根本性的不满”就显得不够根本。但在1970年代以后,他似乎并不刻意讲究“无名”了。也许,这跟他儿子的成长方向逐渐清晰有关:音乐,对那些误入嘈杂混乱的社会的孩子们而言,的确是一个出口,他们得以被暂时放归他们本该属于的地方,能为空气里的丝丝颤动而激动的地方。

这件事大概是真的:安部公房在1993年突然逝世,给了大江1994年获得诺奖的机会。安部为人潇洒,很少跟日本作家圈里的其他人来往,日本特产的隔阂孤绝,存在主义的虚无,在安部的小说里,都融入了一种有科技感的异化的未来,人们在“成为昆虫”和“被机器人取代”这两个方向之间成为自己的陌客;而大江,因为背了一个永远与孩子捆绑在一起的身份,不可能那么彻底、那么坚决地,对世界的荒谬无望做出终审判决。家中有光,对这一“事件”,大江健三郎展开了他的处境书写,儿子是他思考和写作的驱力,是他体验人生的方式,可能也是他没有走上海明威那条绝路的缘由。


大江健三郎代表作中译本

《康复的家庭》

人民文学出版社·活字文化2021年2月版

《个人的体验》

浙江文艺出版社·猫头鹰文化2017年3月版

《政治少年之死》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广岛札记》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燃烧的绿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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