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在希腊定居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他为整个欧洲写作

你说：“我要去另一个国家，另一片海岸，

找另一个比这里好的城市。

无论我做什么，结果总是事与愿违。

而我的心灵被埋没，好像一件死去的东西。

我枯竭的思想还能在这个地方维持多久？

无论我往哪里转，无论我往哪里瞧，

我看到的都是我生命的黑色废墟，在这里，

我虚度了很多年时光，很多年完全被我毁掉了。”

 

诗会进行到一半，一位女孩念起了这首诗：卡瓦菲斯的《城市》。那是哽咽的时刻，好多好多的感想获得了最简练的表达，一齐涌上胸腔。卡瓦菲斯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在说给当下，也都是从当下说出，他的每个句子的音调都是下坠的，下坠，但不是厌世的、愤嫉的味道，更不是一个始终无力在一座城市安身的人，向这座城市做撕破脸的表达；每一座城市，都是卡瓦菲斯笔下的“这里”，句子沉沉地坠向着“人的存在”这一基本面，而不是“社会面”。

诗的力量，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一如布莱希特的《致后代》，卡瓦菲斯的《城市》也是用一人的喉咙说出了不分时代、不分国族的人们所共有的心事。不需经由智力转换，《城市》就被读过它的人接受为自己的表达，而表达，是人们抵抗落寞、抵抗绝望的最后的方式。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家，不会找到另一片海岸。

这个城市会永远跟踪你。

你会走向同样的街道……

既然你已经在这里，在这个小小的角落浪费了你的生命，

你也就已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毁掉了它。

 

在汉诺赫·列文的戏剧《安魂曲》中，老棺材匠度过了穷困平庸的一生，在垂老时，他偶然发现附近有一片从未注意过的水域，他痛惜说，自己本可以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可以捕鱼，捕来了鱼可以卖掉，可以赚到钱……但卡瓦菲斯讲，生命在一个地方被毁掉，则在其他地方也已被毁掉了，他没讲是为什么，任何的解释也都会显得多余。他说，城市“跟踪”人，尾随人，我会联想到一个移居某市很多年，却依然保有鲜明的故土特色的人……可这种联想又把诗的意思拉到了很低的层面上。卡瓦菲斯的“城市”，应该通往卡尔维诺式的“看不见的城市”，它不诅咒它的居民，只是用跟踪的方式让人难以逃脱。

单靠愤世嫉俗是撑不起来这样的思辨的。愤世嫉俗者，就像他们的祖师爷第欧根尼那样，无限标榜一个人的抗拒，却需要一群听众来收听他的标榜。但在写诗的时候，卡瓦菲斯没有任何听众，不仅如此，他都从未设想过一群人聚在一起，一个人读他的诗，其他人静静地听的场景。他是个极端清高的人，将自己的作品“贩卖”出去，这种想法他是决然没有的。因此，他就进入了一个伟大诗人的典型命运：生前毫无保留地沉默，死后声名鹊起。

戴草帽的希腊绅士

C.P.卡瓦菲斯，一个从没在希腊定居过的希腊诗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已经50岁了，才被他的好朋友E.M.福斯特“认出”是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大诗人，才开始有希腊的翻译家，将他的希腊语诗翻译成其他语言。他长居的城市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城的光辉与传奇无需多言：它是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是古典哲人聚居的地方，也是民族交融之所。它名义上属于埃及，实际上完全国际化。卡瓦菲斯生活的19世纪后期，这里有5种主要的语言，错杂分布的商业，极致的多元文化气氛，使这里的生民与生俱来地拥有一种成熟老到。在他的诗中，你从来看不到对他方、对未来有过的纯真联想，从来看不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这种孩子气的发愿。

因为什么样的“乐土”想象都被亚历山大里亚预定了——在这里，一个人能看到所有人，以及他们身上带有的所有的地方；更因为去一处“乐土”实在非常容易。在亚城之外，卡瓦菲斯还有两个久居过的地方：英国的利物浦，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1904年，一直不出诗集的他，“略微”发表了几首诗，其中就有《等待野蛮人》，诗的内容让人想起迪诺·布扎蒂的《鞑靼人沙漠》：

我们聚集到这里来，要等待什么？

野蛮人今天会到这里。

为什么元老院什么事情也没做？

为什么那些元老院议员坐在那里不立法？

因为野蛮人今天就要来。

……

他写的是一个古罗马衰落时的场景：来自北方的野蛮人骚扰边境，即将洗劫罗马。诗中在问：元老院的人为何不立法了？皇帝为何早早坐到了城市的大门口？为什么领事和司法官都盛装出门，手持镶金镀银的雅致的手杖？他们都去迎候野蛮人了；唯有“杰出的演说家不像平时那样出来发表演说”了，因为野蛮人“讨厌夸夸其谈和公开演讲”。众人忙活一天，野蛮人也没来，结尾又是一个问句：

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么样？

他们，那些人，是一种解决办法。

 

卡瓦菲斯的句子简短，却不能说“凝练”，他并不是一个炼字者，他的诗是“祛魅”的，正常的语词被还给了表达，而那些常常被与诗人联系在一起的“奇崛的想象”，在他这里似乎是看不到的。《等待野蛮人》用微观的视角，轻松破除了历史叙事的宏大的迷雾，从罗马城里的各类人的角度，从野蛮人“是一种解决办法”的角度，卡瓦菲斯表露了他的现实感和个人主义。

他对历史人物的想象，能让人茅塞顿开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活的，远远大于一个姓名、一个简短的词条或一份人物小传。他对尼禄的描写，让我联想起赫尔曼·黑塞的一篇《周幽王的故事》——“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在黑塞的视角里是一个宠女儿的父亲，褒姒则是一个对各种奇观场景都有好奇心的孩子。这里并没有什么昏君和红颜祸水，没有纲常的是非。而卡瓦菲斯的《尼禄的死期》是这么写的：

当尼禄听到特尔斐神谕

所说的话时，一点也不在乎：

“小心七十三岁。”

他还有很多时间享乐呢。

他才三十岁，神明

给他的最后期限还足以

克服将来的很多危险。

 

暴君尼禄很快将要被推翻，他不知道，神谕里的“小心七十三岁”是指来自西班牙、即将在他之后登上帝位的加尔巴。卡瓦菲斯的这首诗以这样几句话结尾：

关于尼禄就谈这些。而在西班牙，

加尔巴秘密地调兵遣将——

加尔巴，一个七十三岁的老人。

 

卡瓦菲斯清高到了惜字如金的地步，很难想象有一群热爱他的读者，围着他问长问短，而他和和气气一一解释的样子，相反，热爱他的诗的人应该自觉地走开，让他一个人去自己想去的地方。E.M.福斯特有个很好的描述（果然再孤独的诗人也是需要结交个把有才有话语权的文学朋友的），他说卡瓦菲斯是个“戴草帽的希腊绅士”，“站着，全然一动不动，同万物（原词是‘universe’）保持一个细微的角度”。

时间中的漂泊者

卡瓦菲斯用希腊语写诗，希腊早在19世纪初就脱离了奥斯曼帝国，赢得了独立，也把土耳其语从官方语言的位置上赶了下来，但之后的100多年里，希腊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受到使用者普遍认可的现代希腊语。大众的希腊语和精英用的希腊语，是两套不同的语言，前者有更多口语和俚俗成分，后者被称为“纯净”希腊语，它自负于古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文化，要把奥斯曼时期混进来的外国语言的杂质都给清除出去。

到了20世纪，希腊的政治因为左派支持大众语言、右派推崇精英语言而分裂。1967年，一场政变之后，夺权的希腊政党强制推行纯净希腊语，7年后，民主制重新降临，纯希腊语也彻底身败名裂，并一点点淡出了希腊本土人的使用。

可是无论哪一方，都不会把卡瓦菲斯抬出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他身在亚历山大里亚，在伦敦、巴黎、柏林都见过世面，他永远持有一种相当于“优越感”的东西，独立的希腊，曾经光辉的雅典，根本没能唤起他的任何感情：那是欧洲大陆穷僻的一角，只有野蛮的政治文化和喧嚣的庸众生活，而对雅典人来说，科斯蒂斯·帕拉马斯这样的希腊诗人才算是普希金式的、塑造了民族语言的人物。而卡瓦菲斯使用的语言，超越于精英—大众这二分法之上，有自己的尊严和雄辩，哪怕其情节写的是风流场所的见闻，或是一些最赤裸裸的、描写同性恋的句子。

这些是很好的爱情诗，也继续确立他那种孑然独立、来无影去无踪的状态，他无父无母，不走亲戚，甚至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是故福斯特才以“万物”为坐标来描绘他的形象，而不以任何其他的事物，包括城市。卡瓦菲斯的爱情，与什么青春、什么好时光之类都无关，它只是来自过去的一个触感，一种抚摸，如果可以的话，他是连“触摸”二字都想省去的。这种极简，既谦虚又骄傲，他骄傲地不屑于做任何的虚构，而谦虚地承认说自己的记忆是模糊的，如这首《很久以前》：

我愿意提一提这个记忆，

但它是如此模糊——好像什么也没剩下……

那肌肤仿佛是茉莉做的……

那个八月的傍晚——是八月吗？——

我仍然记得那双眼睛：我想它们是……

啊没错，是蓝的：蓝宝石的那种蓝。

 

虽然“不求闻达”，但卡瓦菲斯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会处世、不能接受社会通行的规则，以及有“精神洁癖”等并无关系。对卡瓦菲斯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朋友来说，卡瓦菲斯是个老练的城市人，游历广泛，与自己的时代颇为相得；一方面，他不把挣钱挣名声的希望放在写诗上；另一方面，在做一些纯为谋生的工作时，他也为才华精力被虚耗而愤嫉，这正是他的处世方法，对时代，他既非挑战，又不随波逐流，而是扮演一个可以说“和光同尘”的角色。

当他描写亚历山大里亚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个剪影，附在移动的人、停步的人、说话的人身上，也附在那些希腊神话和罗马皇帝的名字上，我不时地想到乔伊斯的都柏林，他们都忽略具体的事物，而通过气氛、风俗、历史、人名等来捕捉这城市了不起的地方，同时，他们又以一种命定的外乡人的心态，以“时间中的漂泊者”式的自傲，更以个人经验的不可取代的独一性，来保持对城市的疏离，乃至轻视：

它很快就完结了，那美妙的生命。

然而那股气味是何等浓烈，

我们躺过的床又是何等华丽，

我们赋予我们的肉体何等的快乐。

我的年华的回声被官能淹没了，

那些岁月的回声又来到我身边……

 

这首诗叫《在黄昏时分》，诗的第三段，也即末段，才写到了城市：

然后，我悲伤地走到阳台上，

看看这个我热爱的城市的一些事物，

街上和商店里的一点儿动静，

这样至少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只有通过诗人的留意，我们才能注意到他所在的城市，但也仅此而已：城市就是一个跟踪者，只是被跟踪的人会佯装不经意地突然扫一眼身后。卡瓦菲斯也累次写到过他去过的另一个国际化的城市：贝鲁特。在《在旅馆里》一诗中，他写“我沉溺于贝鲁特的旅馆和妓院里。/我不想待在/亚历山大”。

1900年，卡瓦菲斯才去了一次希腊。也正是那年，后来被尊为20世纪希腊第一诗人的乔治·塞菲里斯诞生了。尽管说不上是“衣钵传人”，塞菲里斯还是接受了很多卡瓦菲斯的气质，例如无动于衷的肢体和表情，例如充分的世故，接受那种在劳碌谋生之余写作的命运。塞菲里斯旅行的足迹也到过贝鲁特，此外还有塞浦路斯，还有美国；而他的怀古幽情也总要落到罗马的古迹和希腊的戏剧上。

卡瓦菲斯的诗完全消灭了时空，塞菲里斯也一样，不过基于对航海的深厚感情，以及对塞浦路斯岛的沉浸，他诗中的地点更有海波一般的动荡感；他也同样拒绝追忆的滥情，杜绝类似“我曾如何如何”的表达。古老的希腊，对诗人来说是“已完成”的，没必要由此来汲取光荣，而塞菲里斯的俳句更有卡瓦菲斯式的凭空捕词之妙：“椅子都是空的/那些雕像已回到/别的博物馆去了。”“那是我们的亡友/或者留声机的/声音吗？”“且看我扶起/一只没用化妆品的/死蝴蝶。”

塞菲里斯前半生也是籍籍无名的，自印的诗集根本卖不出几本，但二战爆发后，德国、意大利相继入侵希腊，很多被迫流亡国外的希腊人发现了塞菲里斯的诗作，被其所触动。但他并不能被民族归属所限制，塞菲里斯其实深度认同卡瓦菲斯，这位亚历山大里亚人不是在为希腊本土写作，而是在为整个欧洲写作。

1963年，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塞菲里斯。也许雅典在那时会更明白卡瓦菲斯的意义：他是1863年出生的人，终年70岁。我们感受着卡瓦菲斯的《城市》的力量，但诗的表达本身远高于绝望和对绝望的抵抗，写诗只是完成一次写诗的行为，跟踪着诗人、等待他略一回头的，除了城市，还有语言。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C.P.卡瓦菲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楚尘文化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