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IWS专题报道 · 三十而「励」｜张卓兵：在上海一路创新的中国本土药研人

编者按：1993年，上海将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成立“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并下设“上海市现代生物与医药产业办公室”，吹响了推动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号角。

三十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定位从重点发展产业到支柱产业，再到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从模仿到创新，从跟跑到比肩，砥砺前行，硕果累累；三十年潮奔潮涌，浦江巨变，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从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不足50亿元成长为近2000亿元、产业规模近9000亿元的新兴产业；三十年，上海持之以恒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一个“热带雨林”般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正在加快成型。

如今，我们一同回顾这段“三十而励”的历程，回望一件件鲜活的往事、一段段跋涉的时光，再一同为正在奔赴的明天追问，是何以在大势中驰骋纵横，是何以在大潮中汇成上海。

张卓兵：在上海一路创新的中国本土药研人

张卓兵是一位由本土院校培养、主要职业轨迹深耕本土的药物研发人，曾在多个城市有着供职经历。2012年，在张江药谷一间300平米的实验室内，他参与创立了君实生物。十年间，君实已经成长为中国创新药界最受瞩目的翘楚之一，在中美设立了4个研发中心、2个大型生产基地，4款产品在中国或海外市场成功实现商业化，拥有超过30项临床阶段的在研产品、近20项临床前在研产品，同时在资本市场上成功登陆科创板和港股市场。

至今，君实的创业故事，仍然激励着每一个在上海、在张江创业的生物医药人。而张卓兵与君实“到上海做创新，在上海产创新”的经历，也和君实传奇的创业故事一起，深深印在所有中国新药研发人的心中。

搞创新到上海

现在，每一个在张江药谷从事生物医药研发的人，都对君实生物的创业故事耳熟能详。而在当时，对一群在产业中摸爬滚打多年的创业老兵来说，选择从张江起步不是一个“头脑一热”的决定。张卓兵回忆，“我们当时都希望做出中国人自己的抗体新药，上海张江无疑是实现这个梦想的最佳之选。”

他细数了当时上海张江呈现给外来创业者的面貌，他说，“上海最吸引我们的就是这里不断迭代更新的创新生态以及创新机制。上海是全国最早布局生物医药产业的城市。那时我们去张江药谷考察，发现药谷创新创业氛围非常活跃，在初创企业和科技成果孵化方面经验非常丰富，不管是政策、平台服务、产业链活跃度，亦或是国内外高端人才聚集情况都在国内首屈一指。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初创’、‘创新’属性，落户到上海，选择到张江，落户到药谷，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张卓兵介绍，当初选择从抗体药物研发入手，是基于几方面的慎重分析。他说，“一是当时国际上销量最好的十大药物里超过一半都是抗体药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发展趋势，而当时抗体药物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我们觉得这个领域前景很大；二是我们看到PD-1这个靶点的潜力很大；三是我们的团队成员有丰富的抗体研发经验，我们能够尽力筛选到同靶点里最好的分子（Best-in-Class），这样在后期产品上市评价和比较中，疗效、安全性才都会更好。”

在选定了方向后，张卓兵就和团队开始了日以继夜的努力。终于在成立的第6年，君实就推出了重磅产品——首个国产PD-1药物拓益（特瑞普利单抗），大幅缩短了与国际创新药的上市时间差。这被业界誉为“君实速度”。

如果说君实生物的PD-1研发是“国内领先”，那么抗击新冠的药物研发，则实现了全球领先。张卓兵说，其实他们团队很早就关注并涉足了这一领域，具备很充分的积累。但从整个产业来说，无论是寨卡、MERS、SARS，创新药企业在突然爆发又很快消失的疫情面前很难完成临床试验从而通过上市药物获利，所以导致产业对于新冠药物的早期研发投入显得犹豫和保守。但君实出于社会担当，也基于此前在新药研发和产业化领域的积累，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初果断启动了针对新冠药物的研发工作。

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在美国、欧洲等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获得紧急使用授权的中和抗体JS016（埃特司韦单抗）和上海研发、上海制造的口服小分子药VV116（民得维，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关于这两款药物，据张卓兵介绍，JS016是君实生物于2020年2月初立项开发的，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筛选到抗体基因序列，君实很快就启动了早期研发和产业化工作。项目启动后仅4个月就获准进行临床试验，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记录。这得益于国家对新冠药物研发所设立的绿色通道政策，也离不开研发团队前期多线并行策略下积累的详细药学证据和动物实验数据。2020年5月，美国礼来公司与君实达成合作快速引进JS016，后来成为世界上第一批投入应用的新冠中和抗体，在全球累计使用几十万剂。“JS016为君实提供了宝贵的新冠药物研发经验，为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等单位一同合作研发新冠口服药VV116奠定了基础。”

2022年12月，VV116与Paxlovid（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头对头”对比的III期临床试验结果正式发表在全球顶尖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上，引起了巨大的国际反响。张卓兵表示，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大的进展，这背后离不开上海全力的支持。他说，“在VV116研发期间，政府、医院、一线医生、专家等各个方面的资源支持，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争分夺秒，使得我们在半年里完成了两项大型III期临床试验。尤其是我们得到了上海从市政府、到区政府、到张江的全力支持，市药监系统、市经信系统、市卫健系统，各级各个部门都给予了巨大而细致的支持，全方位推动我们药物研发的进程。这才能促使我们在2023年1月就获得了民得维的附条件批准。”

此外，提及上海生物医药的产业环境，张卓兵还提到了上海的MAH（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提到了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支持，以及在上海市的新药专项基金支持等。他说，在君实的成长过程中，张江、浦东、上海各级政府在一些产业政策配套方面，对企业做出了巨大的帮助。这是君实这些年来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他还特意提到，君实早期创业团队的成员即便后来离开君实选择创业，仍将公司创在上海，这便是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环境给予大家的信心。

在上海产创新

现在的君实，已经逐步从最初的Biotech进化为了Biopharma，并正向着Big Pharma这一整体性目标努力推进。但挑战也时刻与机遇并存。张卓兵介绍，其中有三个最大的挑战：第一，自然是资金，做创新药是非常费时费钱的，对此国际上有“Double 10”的讲法，即10年要花费10亿美元；其次，如何利用有限的财务资源获得最大的成果，比如是投产业化基地建设，还是投更多的项目，如何平衡这两者；第三，如何吸引、聚集、管理、协调高质量人才，这当中还涉及企业如何与外界交流的问题。

“但在上海，这些问题都能被解决得很好”，张卓兵这样说道。

在资金层面上，君实于2015年8月挂牌新三板，2018年12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20年7月从新三板转至科创板。张卓兵说，“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高地，在张江率先给了像君实生物这样的企业机会，尤其是登陆科创板以后，资本促进了科研事业的发展，为持续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产业层面，君实生物是“张江研发+上海制造”的典型。张卓兵介绍说，“君实从张江起步，研发的根一直留在张江，目前已在张江设立了多个实验室。布局大型抗体药物的生产基地时，我们选择了临港。我们也是最早一批进入临港的生物医药企业，这对于临港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产业，没有既定的相关政策，包括环保评估等都需要有创新的模式来应对和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最后顺利完成了建设。”

张卓兵提到的君实临港基地，是一个目前具有42,000升产能的大型生物医药产业化基地，也是君实目前投产的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厂。将生产基地的重头布局在上海，张卓兵给出了他的理由，他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链条齐备、创新资源富集、综合配套优势明显，大量的研发人才聚集于此，推动着产业的创新发展。此外，上海在各个新领域保持着前瞻性、大胆闯、大胆试的理念，进行很细微、很到位、很及时的投入，支持企业的产业化落地。”

在人才方面，张卓兵更是对上海赞不绝口，他说，“在上海，我们很容易去实验室，很容易获得动物实验房，很容易找到大学和教授们去深入交流一些研发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找到学生，因为毕业的高水平人才很多，同时海外回国的人才也聚集在这里。而且上海对于研发人员还有特别的人才政策，有利于他们加速落户。在张江正在加快打造一个具有浓厚创新创业氛围的国际化园区，有着非常便利和高水平的生活配套。早期政策还提供人才公寓，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让人才可以安心做科研，加速企业研发效率。”

最后，张卓兵说，“他真切地感受到，在上海市政府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国际化大都市领先的医疗水平辅助下，上海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从新药研发到产业化的高地，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内外高层次的生物医药人才，并给予初创企业从产业化到金融投资，甚至风险基金的全方位支持，使企业得以快速发展壮大。”

在上海，向未来

回顾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这三十年，张卓兵最大的感受是，这三十年来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所取得的巨大而显著的进步。他说，“尤其近十年来，上海创新药物的引擎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在上海各级政府，以及张江园区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跑到了全国的前面，甚至在某些领域中站在了世界的领先位置。在创新药方面，‘上海创造’离国际顶尖水平前所未有的接近。在这过程中，整个上海各级政府、张江园区对企业的服务也更加细致、具体、透明、专业。不管是张江还是上海的其他地方，所有人都能看到，专业分类更加细致，配套更加完善的产业集群。而且在上海也能更便捷地联通内外，协调长三角各个地区的资源。”

基于在君实的亲身经历，张卓兵表达了他对上海未来的期许，他说，上海的目标一定是对标国际一流的产业化园区，比如美国东西两个海岸的波士顿和旧金山园区。相信在上海市各级政府、各级职能部门一贯的产业政策扶持下，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势必能够继续加速发展。未来在上海涌现出具有标志性的世界级新药会越来越多，在世界舞台上所能展示出的上海创新能量也将会越来越大。

而现今，最让张卓兵感到骄傲的是，作为一名中国创新药的研发者，真的在上海实现了他“做中国人自己的抗体新药的梦想”。不仅于此，在中国，国外那些遥不可及的新药能以很低的价格让老百姓获益。张卓兵以君实的产品举例，譬如说PD-1创新药，是近二三十年能最显著改变肿瘤治疗的方式，国外刚上市，两三年内我们在中国就能有相关产品上市，而且我们的首发价格是国外的1/6，进入医保后又会进一步降价。

张卓兵说，这是在中国药物研究者中更普遍信奉的研究哲学，一方面是全身心地投入研发，高标准地面向世界；另一方面是救死扶伤，为病人着想，和肿瘤、病毒和各类疾病作斗争。他说，“有幸的是，在上海，从政府到社会，更多人希望我们有一个药去治病救人，而不是我们要在这个药上要获多少经济上的利益。我想，这是我们和上海最大的一个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