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的出口及其原因

2022年四季度，我国出口增速快速转负，但随后在2023年一季度再度转正。2023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增速再度大幅转负，这通常被认为反映了海外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的外需收缩，同时出口也被普遍认为是制约我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之一。

8月以来，我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依然为负，但降幅有所收窄，从7月-15.4%上升到9月的-7.3%。一般性的观点认为，这似乎意味着外需在企稳。

但是，年初至今我国出口表现出的一些重要特点其实很难用外需变化来充分解释。接下来，本文首先给出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的两个基本事实，然后尝试从成本和内需两个角度解释当前出口的特征事实，并据此讨论其对宏观和政策的含义。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的两个基本事实

基本事实1：二季度以来，在出口金额增速大幅负增长的同时，出口与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在上升。

如图1所示，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增速快速转负，其中美元计价的出口金额增速在7月的当月同比增速达到了-15.7%，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金额7月的当月同比增速也达到了-9%。

几乎是同一期间，我国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金额与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显著增加。出口金额和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两者都是名义值，对应的都是商品。那么给定国内生产循环在短期内保持稳定（即不会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出口与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增加，意味着出口在工业生产终端需求中的占比是在上升的。

2020-2021年，出口与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之比的年度均值都是17%，2022年的均值为17.2%。从图1中也可以看出，2022年下半年该比值有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与2022年出口发挥重要稳增长作用的事实相符。

进入2023年，该比值再次出现显著上升，截至2023年8月该比值达到了18.3%，比2022年下半年17.4%的平均水平高出了0.9个百分点，占比增加的幅度和速度均超过了2022年下半年。

换言之，今年以来即使出口金额增速出现了持续的同比负增长，但从结果看，出口仍在稳定工业企业现金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与“出口拖累经济”的判断似乎有些相悖。

基本事实2：二季度以来，我国出口的量价特征开始出现明显背离。

出口金额的增加无外乎两个来源，出口的东西变多了，或者出口的东西变贵了。当然，有时候会兼而有之。因此，可以将出口金额的增速分解为三部分：a.数量变动带来的增速变化，以及b.价格变动带来的增速变化，余下的部分是c.数量和价格共同变化带来的轧差项（c这一项通常比较小，且经济含义并不明确，此处不做重点讨论和展示）。我们将上面三个部分分别称为数量效应、价格效应和综合效应。

如图2所示，2022年下半年以来，价格效应和数量效应同步下降，而且数量效应的下降更为显著，是带动出口增速快速走低的主要力量。但是进入2023年之后，数量效应和价格效应出现明显背离。尤其是8-9月，出口的数量效应分别贡献了8个和10.1个百分点，而价格效应则分别贡献了-13.5%和-13.4%个百分点。

我国港口吞吐量的数据表现也印证了数量效应的相对改善。根据交通运输部提供的数据，2023年1-8月全国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累计同比增速为9.7%，明显高于同期出口金额的同比增速。

因此，二季度以来我们观察到的出口金额出现大幅负增长，主要原因是出口商品的单价出现了大幅下降。如果从出口数量的角度来看，2023年初至今我国的出口形势并不算差。以钢材为例，2023年1-9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数量6681.8万吨，同比增加了31.8%，但是累计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10.7%。据此可以简单推算出，每吨钢材的出口价格同比下降了32.2%。

理解出口变化的两个视角

如何理解自二季度以来出口表现出的“营收占比上升”和“量强价弱”特征呢？

首先，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将出口展现出的特征归因于外需的变化。2023年以来，海外经济景气程度确实有明显下降，尤其是2023年二季度全球主要国家经济景气程度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进入三季度后，各国经济景气出现分化，部分国家出现了边际改善，但部分国家仍在走弱。

但整体来看，外需走弱的程度没有像年初市场普遍预期的那么严重。同样，从量价结构看，带动今年出口金额下降的主要是价格因素，数量并没有出现显著恶化。如果是外需带动的出口数量增加，那么在成本端没有显著降低的情况下，价格理应发生同向而非反向的变化。

我们给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国内需求缺口持续存在的背景下，国内企业正凭借国内相对更低的生产成本优势，通过“卷出口”的方式来对冲因国内需求不足而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这个解释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国内外的可贸易品存在明显的价格差异。如果把可贸易商品分为最终消费品和非最终消费品，那么衡量两类商品各自国内价格的指标就是 “商品CPI”和“PPI”。

但是，如果直接对比不同国家商品CPI和PPI的同比表现，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误导。2023年初至今在发达国家央行不断收紧货币政策的影响下，海外CPI和PPI的同比增速均在加速回落。但这不必然意味着国内外的价格水平差异在收窄，因为过去两年国内外CPI和PPI的增速差会产生明显的累积效应。

举个例子，2021年A国的PPI增速是10%，B国PPI增速是0，到了2022年，即使A国的PPI增速降为0，B国的PPI增速同样为0。虽然2022年两国PPI的增速已经完全一致，但与2021年初相比，A国的生产成本依然比B国多了10%，两国的生产成本并没有收敛。

因此，为了更好刻画出中国和海外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化情况，我们的思路是把商品CPI和PPI做指数化处理后再进行比较。接下来的数据处理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用环比变化计算出指数化后的中国、美国和欧元区的商品CPI和PPI指数序列。

第二步用美国和欧元区价格指数的算数平均值代表海外价格指数，然后用中国对应的价格指数除以海外价格指数，得到CPI和PPI的比价序列，并以2015年1月为基期做定基处理。同时，我们还用名义有效汇率对上述比价序列做了修正。

该比价的直接含义是：对外国来说，比价越低，说明可贸易品在中国的相对价格更便宜。而在比价走低的过程中，外国直接进口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对应商品CPI），或从中国进口原材料、中间品和投资品（对应PPI）后投入本国的国内生产，都变得更划算。

如图3所示，2015-2021年期间国内外商品CPI和PPI比价在多数时间里都在1以上，上浮的部分可以理解为广义的贸易成本。2022年至今，国内外商品CPI和PPI的比价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22年1月至2022年9月，这一时期商品CPI和PPI的比价经历了快速下降。2022年9月，PPI比价最低时达到0.75，经汇率修正后的PPI比价则达到了0.71，经汇率修正后的商品CPI比价也超过了0.88。这一时期人民币贬值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外价格水平的差异。用不那么严谨的话说，这些数字就是外国进口中国商品可以享受的“价格折扣”。

第二阶段是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PPI比价从低点快速回升，商品CPI比价则继续回落，经汇率修正后的商品CPI维持低位。

第三阶段是2023年5月至今，商品CPI和PPI比价均稳定在了较低的水平上。截至2023年9月，商品CPI和PPI的比价分别是0.9和0.8，经过汇率修正后的数据也大致相同，相当于消费品和生产品分别打了个9折和8折。这样的比价关系意味着，对于美欧等经历了大幅通胀上行的经济体来说，即使考虑到贸易成本，现在直接从中国进口可贸易品也要比在本国生产或其他国家进口便宜不少。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2022年以来国内外商品CPI和PPI的比价表现呢？诚然，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对全球供应链造成了一定扰动，这可能会导致各国价格水平偏离，但全球供应链在2020年初遭受的冲击显然更大，而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如此显著且持续的偏离。

 

（朱鹤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