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职局长的发现：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会被烂书占领？

请历史界大咖来做讲座、开发少儿特色旅游线路、每月组织一次针对听障人士的博物馆手语讲解……2020年秋天，学者杨素秋作为陕西省第七批博士服务团成员，第一次走进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那幢历史悠久的办公楼时，内心十分激动，想象着自己能利用一年的挂职时间，为社区做些事。

当她成为“素秋局长”“杨局”后，却发现一切并非如自己所想，日常更多是开各种各样的会、参加活动，进行繁琐的检查——比如灭火器是否超过使用期限、公共厕所里的标识是否贴到位、酒店后厨烟道清洗是否规范等等。

挂职期间，杨素秋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是在短短6个月时间里建起一座区级图书馆。不善于赚钱，也不善于官场各种微妙人际交往的她，不得不克服经费紧张、预算有限等诸多实际困难，并亲身经历了是选择有猫腻的“烂书”还是选择读者喜欢的好书之间的博弈。

杨素秋将这段“当官”的历练写成非虚构作品《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挂职期间遇到的各种人，经历的各种事，都通过筹建图书馆的过程一一呈现。

建在商场下面的图书馆

杨素秋身材娇小、长相甜美，在陕西科技大学教美学和文学课程。长得像乖乖女的她，和大多循规蹈矩的学者人生轨迹很不一样，4岁读小学，22岁硕士毕业，性格爽朗，喜欢摇滚。

她去支过教，参加过为弱势群体做的社区服务，不想一直待在高校里，总想找机会走出校园，为社会做点什么。“我对于官场的想象来自小说和电视剧的构建，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她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中写道。

2020年春天，杨素秋像往常一样收到陕西省委组织部向各高校下发的文件时，离家只有两公里、看起来和专业比较接近的“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引起了她的兴趣。她提出申请，在当年秋天被安排到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挂职做副局长。

到了碑林区她才发现，作为西安的中心城区，碑林区竟然没有公共图书馆。随后，杨素秋接到负责筹备区级图书馆的任务。她从小喜欢看书，早逝的父亲是一位物理老师，不到30平方米的家里有几千本书，四面墙壁和床下都被塞满了。因为看书多，杨素秋识字早，4岁就上小学一年级，15岁考到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觉得自己有一笔‘巨款’去买书了，开心死了。”她在脑海中想象了很多理想中图书馆的画面，非常激动。

现实却是，这座图书馆竟然建在地下。原因很简单，碑林区本来已经规划了一个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档案馆于一体的区文体中心，没想到施工过程中发掘出文物要勘探，文体中心不得不暂停。但是按照国家2020年的规定，区县必须拥有一座面积不小于3000平方米的图书馆，并把图书馆建设列为对政府部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于是，区里决定先建一个过渡性的图书馆。

最后，一家商场的地下室达到修建图书馆所需要的建筑要求，成为临时图书馆。杨素秋第一次去看施工现场时，地板不平，天花板缺了几块，电线散落下来，墙皮颜色不一致，工地旁边还有商场餐馆的隔油池，饭菜馊味直接飘过来。

不仅现场环境糟糕，她还只有180万的装修费用，图书馆要做复杂的消防分区，最后算下来，每平方米装修费用只有500元左右，是普通居民家装费用的一半。而杨素秋的“理想”是：“如果我们有很多钱，我希望能建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窗外要有树，还得是老树，绿叶轻摇，窗边座位抢手。”

某些图书馆成为书商库存倾销处

与经济上捉襟见肘、不得不绞尽脑汁处处省钱相比，更让杨素秋花费精力的是如何选书。她有100万买书经费，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在政府网站上发布后，杨素秋办公室就热闹起来了。

第一位书商显然背后有人“指点”，建议她买8万册书，这是上级政府对图书馆评估的数量底线。第二位书商说，可以二五折供货，经费能买很多书，“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第三位书商更有能耐，说有现成书目，几分钟就能配齐数据。

书商们陆续发来书目后，杨素秋发现里面不仅有大量书评网站查不到的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偶有经典作家的书，偏偏不见其成名作。出版经典作品的，不是公认的优质出版社，而是很少听到的出版社。同时，书目里还夹杂着诸如《高速铁路接触网作业司机岗位》《某某酒业文萃》等滥竽充数的书。“我恍然大悟，为什么某些图书馆书架被三流书籍占满。”杨素秋无意间发现了一个行业潜规则：图书馆是公益场所，不赚钱，塞些“坏”书进来不影响图书馆“业绩”，反而会增加书商利润，于是，图书馆成为某些书商的库存倾销处。

从小爱书的她，无法接受即将建起的图书馆是这样的。她决定绕开书商，自己选书。“我还是希望图书的借阅率尽量要高，借阅率高，说明这个图书馆能更好地服务于区里的群众需求。”

西安碑林是全国最大的石碑博物馆，离图书馆只需步行几分钟，杨素秋决定以此作为图书馆的特色，设立碑帖专区。图书馆在商场地下，杨素秋判断，很多父母会在逛街时将孩子送到这里“免费托管”，于是辟出了儿童阅读区，这里除了有品牌童书出版社的经典绘本、漫画书，她还购买了不少立体书。一本立体书就要近百块钱，装修时处处精打细算的杨素秋，慷慨购买了相当数量，她说，如果不是在公共图书馆得到阅读机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能永远都不会接触到这些设计精巧的优质童书。

就这样，杨素秋凭借自己的阅读和知识积累，再参考各种好书排行榜和出版社的年度好书，选出1万本，完成了碑林区图书馆的第一批书目。2021年4月22日，图书馆顺利开馆。开馆前，杨素秋在当地微信公众号“贞观”上写了一篇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没想到发出去后文章一下火了。央视《新闻周刊》栏目去西安采访她时，称她为“公共选书人”。

如果纳税人很想看“鸡汤”书呢？

第二次给图书馆增加新书时，杨素秋向50多位读者、高校教师、中学老师、摄影师、科学家发出选书邀请，希望他们推荐更加广泛的、适合各种人群阅读的书目。

漫画爱好者夏目推荐了《夏目友人帐》《文豪野犬》等经典漫画。大学教师陈越推荐她购买《剑桥科学史》《欧洲大学史》等昂贵又经典的西方名著，理由是这些好书读者无法负担购买费用，陈越由此提醒杨素秋，应该把阅读放在人类的知识生产史去理解，才能减轻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喜欢研究佛教的学者王耘推荐了《僧侣与哲学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尽管这份书目编得用心，还是引起一些读者的争议。上周末，杨素秋在苏州诚品书店参加读者见面会时说，一位朋友来图书馆参观，指着一本“熬得很好的鸡汤书”诧异地问，“你还会挑这个书？”她理解朋友的想法，但也有自己的考量。“第一，图书馆是纳税人的钱建的，如果纳税人很想看这个书，你给不给他买？第二，如果‘鸡汤’确实能够给一部分人提供及时的抚慰呢？我也曾经在18岁的时候被‘鸡汤’抚慰过。”

杨素秋说，图书馆里的“鸡汤”是精挑细选后“熬得比较好”的，阅读应该是一个拾级而上的过程，以引起过争议的“成功学”书籍为例，如果对创业有帮助，就应该给这类读者提供这方面的书。

杨素秋喜欢经常自我反省，和中学生、退休老人、盲人等社区读者接触多了以后，更是打破了她某些不自觉的精英视角，更加清楚看到，每个人都受限于自己的经历而有认知盲区。曾经，她以为大家都知道公共图书馆是免费借阅，去调研才发现，这个在爱书人看来“众所周知”的常识，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我绝对不是责怪群众无知，我责怪的是我作为一个西安市碑林区文旅局的副局长，为什么没有让群众知道这个是免费的？这是我的责任，不是群众的责任。所以我觉得公共文化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素秋接受央视采访时曾说，图书馆不应该是一个政绩工程，也不应该是一个网红打卡地，而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人安静读书的地方，“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我们首先还是选择灵魂”。

对话杨素秋：不要说图书馆没用，真的建好了自然会有人来

公开“潜规则”不怕得罪人

第一财经：《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里详细记录了你挂职期间的见闻和经历，把你在政府部门里看到的大小人物、日常运转写得生动形象。我很好奇，你挂职时那些上下级看到后反应是什么？

杨素秋：我从不同渠道听说，很多人已经看了书，他们的反应也完全一致——不吭声。这和我挂职时，在“贞观”公众号上发了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后的反应是一样的。我那篇文章发出来后，网上一下火了，阅读量有6万多，大大超过平日的数据，很多同事想支持我，但不能明确表现出来，只能在我挂职结束时给我打电话，这是非常微妙的。其实不是他们没有情感，而是觉得在那个位置，对我的任何表态都可能是有风险的。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处境，就是做事、办事要小心翼翼。所以表面上他们看了这本书，既没有正面的赞美，也没有反面的批评，没有任何波澜，但我私底下得到的消息不是这样，他们只是不太方便公开表达。

第一财经：书里也写了很多官场里等级、权力投射到日常中的微妙讲究、规则、规矩，政府部门的一些心态，比如上级要求“别出事就行”，还有公共图书馆选书背后的“潜规则”，作为曾经的挂职干部，公开这些不怕得罪人？

杨素秋：这部分我当然是有考量的，后记中我也说了，有删除。政府里的所有人都是化名，凡是涉及到批评的几个人，我把他们具体的单位名称也模糊了。因为我不是要借一本书来泄私愤或者报复谁，而是想反映一些现象，目的是正向的。但是我发现的问题，应该如实说出来。

也有人说，我出了这本书，肯定会有人不喜欢我，或者怎么样。这部分的风险肯定是我来承担，我不希望影响到前同事们，尽量保护前同事们正常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不想让他们受到书的干扰，有什么对我来就好。

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

第一财经：网上还有读者说，这本书是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这个评价你怎么看？

杨素秋：我没有强烈的愿望，想把它写成“官场现形记”。书里对政府部门的观察，是为建图书馆这条主线服务的，但我不想让主线像插花那样，把根切掉，只留下花插在花瓶里，这样花没几天就谢了。我想给花带点根系和土壤，所以必须描写图书馆背后的政府部门的环境。包括也有读者奇怪，我为什么会描述西安的美食、风土人情？这也不是跑题，而是我希望图书馆的土壤能够再多带点养分，因为它是在西安这个城市很多面的环境下成长出来的。

书里我还写了几个荐书人的故事，当时也跟编辑讨论过，如果把这3万多字砍掉，出一本书也是可以的。但是把荐书人的故事砍掉，只列他们开的书目，内容就十分干。因为他们推荐的好书，跟他们的人生是有联系的，这些书构成荐书人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只有写出背后的故事，他们推荐的书目才会有人想去看。

比如很多人对摄影师有刻板印象，觉得他们更多是关注图片和视觉艺术。但是宋璐给我列书目时，除了推荐《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世界摄影史》等专业书，还有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约翰·伯格的《抵抗的群体》《幸运者——一位乡村医生的故事》。我很好奇他为什么推荐《关于他人的痛苦》，他说，理解他人的痛苦对于视觉工作者来说，是在胸怀上的准备，他长线拍摄“智障人群养老”专题，用什么角度去拍，这取决于自己如何认识拍摄对象。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也很坦率说了自己有几次参加活动时因为感到“被重视”“被忽视”而产生的感受，还有一次你忘带身份证进不了革命景区，着急之下对景区说“我是领导”，希望能通融，但马上就意识到在“膨胀了”“虚荣狂妄”。为什么愿意把这些心理也袒露？

杨素秋：其实这没什么，我觉得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在成为知识分子这条路上走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不能经常自省。如果一个人只是掌握了大量知识，并且很自得，最后会变成学阀。我在生活中也会自省，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话、交流的方式是否有问题？他成长了，我成长的速度是否比他慢，或者说我还没成长？

一直都是“理想主义者”

第一财经：尽管有各种波折，碑林区图书馆还是按照你的设想建成了。有人说你是“理想主义者”，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还是因为你只是挂职干部，说到底和周围人事没有太多利益纠葛，才能顶住层层压力做些想做的事情？

杨素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首先我说一下，很多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不仅仅是指建图书馆这件事。以前在工作中，他们也这样评价我，比如有领导说：“你这个人，就跟活在云端一样，能不能从那上面下来点？能不能有点世俗气？”因为我跟学生关系很好，很愿意把精力用在上课，科研搞得很一般，也不在乎职称、是否申请得到研究课题，甚至有些年份会达不到学校的考核指标而被扣工资。但我一看工资条，扣掉就扣掉（笑），继续干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好好看书，好好给学生讲课。我承认，搞科研我真的不太擅长，更擅长散文、非虚构写作之类的文体写作——你得认清问题，不要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较劲。幸运的是，一直以来，我们学校对我也比较好，我拿了几次全校讲课比赛的第一名，在省里的教学比赛拿了一等奖，最后也评了副教授。

给碑林区图书馆编书目的时候，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事情做好。说说现实的话，我们挂职每一分工资都是原单位陕科大给我发的，也就是说，我在碑林区干一年，不会从那里得到任何实际的物质回报。假如我不编书目，在碑林区天天混着，还可以抽时间搞我自己的科研，是吧？而我拒绝了书商提供的书目，自己去编，还得加班、老熬夜，图什么？这个事情我也反复说过，不是我特别英雄主义、特别高尚，当时的我就像一个面包师，好想研发面包，在意食物的质量，不能容忍面包房里出现变质的面粉。

所以我回答问题的第一部分，我不是今天才变成这样一个人。第二个问题，我会不会因为只是挂职，才敢这么做？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我问自己，要在这里干两年、三年，还会这么做吗？我希望是这样的，能够一直坚持。但是你说我会不会坚持到30年那么久？我不知道，也不敢给你这样一个确定的表达。当然，有时我也会有适度妥协和迂回，但不会妥协得太厉害。以前的生活经验告诉我，有那么多人为了评职称，或者为了别的什么，去勉强自己做些不想要做的事情，我不想那样。我始终觉得，还是要坚持一点内心的原则，有底线。有句话说，性格即命运，我更在意内心的自由生活，哪怕这些会让我减少很多收入，或者少很多“好处”，也没关系。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是这样的性格？

杨素秋：可能跟幼年的生活环境有关系。我父亲是一个物理教师，他还喜欢画画，学校美术社团班是他带，也喜欢乐器。小时候家里虽然过得比较清贫拮据，但精神生活很丰富，他经常跟我们拉琴、教我们画画，给我们想方设法找很多书来看。他用这些实际行动告诉我，精神生活远远重于物质生活，所以现在尽管我的收入平平，也没有车什么的，但是比较容易快乐。

社区图书馆更应面向老百姓

第一财经：碑林区图书馆现在评价这么高，主要是书选得好，但你自己也意识到，这种仅仅依靠个人力量形成图书馆编目的方式，很难推广。你是否担心随着挂职结束，后面他们经不住某些你曾经抗拒过的力量的影响，在书目更新上偏离当初的纯粹，最终变得像很多无法吸引读者的图书馆一样？

杨素秋：曾经有部分这样的担心，但我离开两年了，有时他们选书还会请我帮忙。我现在也跟国内一些图书馆的专业人士交流，希望把问题抛出来，看看能否推动一点，在省、市、区、街道、社区这些不同级别的图书馆中，因地制宜推广编目方法，比如省级图书馆跟社区图书馆偏重肯定就不一样，省级图书馆有很多经典典籍，社区图书馆更面向老百姓，尤其是要关注普通家庭，或者说是低收入家庭。

我去过低收入家庭，很多人忙于谋生，家里是没有书架的，就算家长有些钱，也不知道该给孩子买什么书。他们的孩子放学后做好作业，就只能去看电视或者玩手机。如果他们家附近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孩子是不是就可以去那儿了？就像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里的久美喇嘛，在草原上建的图书馆就对牧民孩子帮助很大。不要说图书馆没用，真的建好了自然会有人来。

第一财经：这两年大学生就业难，引起很多人思考。有分析说，这种情况与高校教育跟社会实际需求脱节有关。确实很多高校老师，尤其是文科老师的人生轨迹很简单，就是求学、做研究，没有在社会上工作过，或者像你这样去政府部门挂职，接触基层社会。重新回到高校后，你有没有思考过，在当今这样一个快速变化又内卷的时代，大学老师该具有怎样的能力，才能让学生与社会需求更匹配？高校老师是不是应该多走出校园？

杨素秋：我觉得你问得特别好，我在陕西科技大学主要教美学原理、艺术史，还有小说选修课，学生大部分是搞工业设计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会反省，教的内容对学生有用吗？我在不断更新PPT吗？包括虚拟现实、ChatGPT在内的各种新技术出现后，我们就讨论会给设计带来什么冲击，学生要发展什么样的竞争能力，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不会被淘汰。

时代的变化也需要教师发展各种能力，肯定不能以死板的、固定的方式去传授知识，而是应该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我在书里面也写了，有些高校教师的研究是落后于社会的，比如他们给文旅部门提建议，说要“文旅＋”，提倡民宿跟咖啡结合，其实一些民宿已经有非常多好玩的项目，比如塔罗牌沙龙、摇摆舞沙龙，为什么你还在写这样的建议？就是因为没有出来调研，看不到别人，只在他那个阶层里打转。当然，我觉得高校老师不一定非要到外面挂职，但是一定要接触新事物，比如说试一下ChatGPT怎么用，去关注网上传播的最新信息，看一些前沿网站。一个系统如果太封闭，就没有源头活水，会固化，时间久了，系统就会出问题。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杨素秋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