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
最近,关于所谓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冲击西方市场的争论不绝于耳,美国政客借此攻击中国,为新一轮对华遏制寻找理由。
但是,所谓“产能过剩”的争论真的重要吗?
从经济学角度看,脱离了供需关系来谈产能过剩,本身就是一种不理性的、非科学的观点。产能过剩本质上是因为生产的产品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而中国的电动车等新兴产能并不是没有市场需求,只是由于美国和欧洲的极力遏制,导致了市场需求无法正常释放、形成了市场的限制和扭曲,这才是所谓的中国汽车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实质上是国际间的产能竞争问题。
从产业投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商人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对新能源汽车的投资和生产是遵循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的。现在,我们的美国朋友却告诉我们,你们要扭曲你们的市场,要减少你们的产能,因为美国人害怕竞争,这听起来相当地滑稽。如果说产能过剩,美国的农产品一直都是过剩的,中东的石油也一直都是过剩的,因为没有过剩就没有出口。从一国范围看,产品过剩很容易发生,但是放在全球市场来看,所谓的产品过剩很容易化解,只不过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理,把选择权交给消费者。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两个大国的供给和需求。如果只是一味地把一国市场的需求不足问题转嫁成为另一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从逻辑上是很荒谬的,可我们的美国朋友却正在用这个逻辑给我们上课。动辄指责他人,既凸显了美国当下面对新经济挑战时经济理论上的幼稚,也体现了其政策手段上的无能和匮乏。俗话说,只有听得进去解释的人才有必要解释,这也是我们面对美国朋友时的最大无奈。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的背后,有复杂的经济原因和政治考量。争论到底是谁产能过剩,只会导致互相指责,导致关税壁垒和贸易战。美国与其攻击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与其围绕着一个基本的国际贸易常识去做无谓的争论,不如集中精力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因为,没有需求就永远会有供给过剩的问题,而缺少新的供给也无法创造新的需求,当然新的需求也需要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来满足。
事实上,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困扰美国历届政府的一个长期痼疾。这背后有美国社会阶层固化、财富过度集中于权贵和数字精英手中、导致普通民众的消费降级的原因,也隐藏着未来潜在金融风险持续爆发、周期性爆发的风险。正如马克思在几百年前所曾指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强调的,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始终是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矛盾。
当前,中美都面临着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共同难题。21世纪头10年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美国消费、中国供给的大循环格局基础之上的。而未来中国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和美国国内需求的总体减弱将成为新的趋势。因此,美国两党政治的恶性循环应该尽快结束,将侧重点放在提高国内有效需求方面。否则,美国将丧失作为全球需求发动机的重要引擎作用和它应有的世界经济地位。
而对于美国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事实上中国是可以作出贡献的。中国不仅可以通过提供廉价的消费品,降低美国人民收入不足所产生的困苦,同时也可以通过中美企业家与投资家之间的合作,扩大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以及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帮助美国修复产能需求活力。
当然,这一前提是需要中美双方合作,创造互利共赢、相互友好的经济合作氛围,而不能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的态度,从而伤害中国企业家的对美投资信心。中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先走了一步。中国提出了多边开放的积极政策,鼓励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企业家来华投资。同时也扩大了外国投资和进口商品的范围,通过进口博览会采购全球商品。中国的开放正在帮助中国从疫情的冲击当中稳步恢复,而美国却仍在故步自封,对外部竞争抱有偏见和过度的警惕。
当前中国面临的供给侧改革问题和美国的产业转型问题,本质上都是寻求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平衡与协调问题。中国正在通过扩大需求、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作出尝试,采用需求管理和战略规划等政策工具,推动消除贫困、保护环境,扩大基础消费。如果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对美国来说也不是好事情。中国扩大内需同样也有利于美国企业、美国投资者。因此,两国在扩大内需战略方面的合作,相比于在产能方面的竞争要更加重要。
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如此深刻改变的时代,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对各国都是挑战,希望两国有识之士能通过求同存异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深入就两国发展模式的异同以及优缺点开展合作研究,共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探索一种新的经济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理论和实践贡献各自的力量。
(本文作者李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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