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的价格战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价格普遍下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为5%,2024年1~4月,汽车行业利润率进一步下滑至4.6%。
目前,国内上市的18家车企,6家亏损,另外12家利润之和只有963亿元,还不如丰田一家的利润。2023财年,全球销量第一的车企集团丰田汽车,净利润达到了4.94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2304亿元。
财务状况背后,是新能源车整体产能利用不足的行业趋势。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利用率仅在57.47%。各家为提升产能利用率,提升销量,才陷入价格战。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化的融资热。国资和地方政府,助推了产能过多的趋势。在新能源车的大潮下,地方政府纷纷将其列入“十三五”“十四五”的重点发展方向,出资、出土地、出资源,积极引入相关产业投资。
根据各省市“十四五”规划、在建项目及车企产能计划,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总产能预计可达3661万辆,接近2023年产量和销量的4倍。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光伏产业。目前,多晶硅的开工率,个别头部企业可达到80%,但整个行业开工率低,大部分企业的开工率维持在50%~60%。更极端的,目前,国内有超过6家企业工厂停产。
价格战也毫不意外地出现了。光伏组件的主流价格由2023年初的1.8元/瓦降至年底的0.9元/瓦,降幅达到50%。
光伏价格战的原因,同样是产能过多。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认为,2023年光伏行业产能大幅度增加,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非市场化资源配置导致的。
资本市场,地方政府的招商意愿,都推动了产能过度扩张。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认为,企业扩产有四个原因:企业愿意投,地方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融资便利和其他行业的跨界意愿强。
另一种混乱
上世纪80年代,电视机在中国快速普及,录像机也开始进入家庭。在国有模式下,中国的电视机生产出现了“混乱”,为避免价格战,政府主管部门决定,把全国九家录像机定点企业联合在一起。
1992年,在政府的“协调”下国内九家录像机共出资20亿元,成立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1994年4月,录像机产品开始量产;6月,华录与日本松下合资成立了华录松下公司,各出资240亿日元。但美好的前景被VCD的出现打乱了。
集中力量办大事,变成了集中力量亏大钱。
由于VCD整机组装技术简单,珠三角的小电子厂遍地开花。1996年,中国市场上大约有600家企业在生产VCD,其中头部有50家,包括爱多、新科、万利达、先科、小霸王、步步高,也有一些外国品牌如三星。中小品牌大约200家,其他都是作坊式小厂。这些厂家总的生产能力达到1200万台左右。
爱多VCD在1996年下半年率先降价,1997年,爱多大幅度降价,新科、万利达等大品牌跟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资本烧钱,央视标王、价格战,竞争激烈,无数品牌倒下了。
VCD的混乱,其实也是一种创新。这正是所谓的“破坏性创新”。和一般的理解不同,“破坏式”最初的意思指的是用低价、低品质的方式,针对特殊的消费族群,突破现在市场预期的消费改变。VCD在当时其实是个落后的技术。当时西方正在从录像机转向LD光盘,但这个东西对中国市场来说太贵了,就出现了这种以相对低价低品质来获得市场、获得产业的方式。
实际上,马斯克的火箭也是如此,是一种成熟技术的组合。苹果4的出现,也是组合了成熟技术。
混乱自会找到秩序
VCD大战,在混乱中产生了秩序,带动了产业链发展,锻炼了人才。
VCD大战的赢家之一是步步高,日后这个体系发展出了vivo、OPPO,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后来又慧眼发现了拼多多的黄峥。
美国的芯片行业也是如此。1990年,有20家厂商宣称开发个人电脑用3D显卡芯片,1996年更急速膨胀到70家;但2000年,随着技术难度增加,互联网泡沫破灭,快速缩减至12家;随后,又快速缩减到2~3家,英伟达、AMD形成双寡头竞争,Intel主打集成显卡市场。就此,生态稳定下来。
在发展过程中,2006年,英伟达提出了通用计算概念。现在,GPU涵盖了从挖矿、区块链、元宇宙到人工智能。英伟达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基础。
对于英伟达CEO黄仁勋来说,当时他的芯片已经有了这种技术潜力,他必须为自己的技术找到出路,找到新的市场。所有企业家都会做这件事,这就是混乱转向有序的机制。
如果美国政府在30年前提出:这么多工程师用于制造显示芯片,来满足人们的游戏需求,这是浪费了美国的科研力量,是混乱的。那么,混乱就失去了转变为秩序的机会。
当我们现在发现芯片和人工智能的关系,觉得是一个好秩序的时候,它必然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东西了。获得领先的机会,只会出现在混乱的时候。
所以,创新孕育于混乱。识别混乱之中蕴含的秩序,要靠企业家的才智——最终是黄仁勋们在美国的芯片竞争的混乱中,慢慢找到人工智能之路。
市场原生态的混乱vs.补贴之下的混乱
市场混乱之中可以孕育秩序,发现创新,那么,光伏和新能源车混乱的价格战,和VCD市场、美国显卡芯片的混乱又有什么不同呢?
答案是,前者是一种依靠补贴、政府推动的市场混乱;后者是一种市场原生态的混乱。
企业家的行为本质,企业创新的本质,实际上是“用自己的钱”去冒险,在风险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市场原生态的混乱,是无数企业家费尽自己心血去确立的边界,从自己、子孙的角度,去长期地判断,把自己企业参与竞争或冒险的程度确定在哪里。无数个企业家的“私人财富”“分散知识”,共同组成了一种市场化的混乱。
但地方政府参与到有风险的技术创新当中,权衡的逻辑肯定是完全不同。他会想到政绩,而政绩肯定不会考虑到三代。他对于风险的考量,讲究的是程序上的安全,比如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但实质性的损失,对他并没有太大影响。所以,这又会产生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具体来说,这两种类型的混乱,时代背景不同。
中国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制造业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其实质是承接着西方的技术扩散。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为了增加竞争力,会带来新技术。在承接技术扩散的阶段,补贴,或者说政府的强势引导,是有优势的。
因为承接的是成熟的技术转移,技术已经过市场甄别,承接技术一方已经知道高速公路、地铁、发电厂、水坝、核电站、光伏、新能源车乃至股份制、股票市场的技术和经济合理性,只要上马,有量、有速度即可。
所以,补贴机制,就是发现新技术,补贴,大力出奇迹,然后反过来赶超。
不过,这种模式有四个前提:技术方向是明确的,技术是可流动的,国际市场是开放的,技术是偏向应用型的。
毋庸讳言,这些前提都在逐渐消失。比如,新能源和光伏的海外市场,通过关税的方式都在逐渐封闭。技术流动也在逐渐关闭。
补贴的优势,是当技术进来的时候,用补贴促使技术快速落地。但技术进不来的时候,补贴就会空转,效率更低。而随着中国经济、技术的不断发展,技术也从应用型偏向了更深层次的创新。比如从电子组装到芯片设计和制造,这就使得补贴效率更低。
所以,在新的国际形势,新的技术发展阶段之下,技术创新更需要依靠市场。过去的经验,在将来未必管用。这就需要对政府在创新中的角色进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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