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 | 一周大V热观点

#宏观慧眼#

财政发力强信心稳预期，该怎么保持市场长期“慢牛”？

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财政政策发力，在提振和增强企业信心、稳定和改善市场预期方面，将与货币政策等方面的增量政策协调配合而形成合力。这也是中央强调的“预期管理”极重要、很有效的“实招”。

当下，人们也都在关心中国资本市场的提振和股市的前景，上述短期效应的产生，固然具有明显的提振人气作用，但惟有以财税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攻坚克难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对接市场的长期兴旺和“慢牛”型健康股市的运行。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力和优化，市场预期的长期向好、企业“长期主义”式的信心加固，都必须寓于改革的不懈进取之中。

关注超长期特别国债及养老金对消费的影响

李超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1）超长期特别国债：2024发行的1万亿元特别国债，包括8个方面17个投向，以及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其中消费品以旧换新包括三个方向，分别是提高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标准、支持家电产品以旧换新、落实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资金支持政策。将消费品以旧换新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本身就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积极尝试，有助于降低消费者购置成本，提升消费意愿，9月相关政策效果已逐步显现，后续建议持续关注超长期特别国债对消费相关领域的支持。

2）养老金：我国推行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个人养老金于2022年启动实施，推动进程逐步加快，开设账户人数和账户缴存规模有望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内在机制是通过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促进社会公平、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等多个方面拉动居民消费，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养老金制度改善未来收入预期，进而影响消费。

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现在总需求不足的状况，宏观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上应该有一些比较大的举措：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

以往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型消费也是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如，医疗卫生解决的是人的健康问题，教育解决的是提升智力水平、知识水平，社保是解决的是免除人民的后顾之忧，增加流动性，这些都是在提升人力资本，这也就是“人力资本概念”。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第二个重点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市场点金#

为什么散户在牛市亏损

张晓泉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 Irwin and Joan Jacobs讲席教授

在牛市行情中，散户往往容易被上涨的数字和曲线走势所吸引，进入股市最大的动因就是不断飙升的数字。

既没有明确的长期投资目标，也没有合理的投资计划，全靠猜涨跌、赌趋势和追逐热点来决定买入和卖出，又或是根据当前或过去的涨跌和走势做出买卖的决定。

前者叫做赌博，后者则是把结果当成了原因，认为最近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在未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心理叫做「近因偏差」。

这就是为什么牛市通常是散户亏损的主要原因。

#海外观察#

关税其实更影响内需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直觉上，加征关税扰动外贸。但更值得关注的，或是对我国货币和内需的间接影响。

美加征关税助推“强势美元”，归因于其贸易差额改善和被征税国家货币的适应性贬值。近期人民币随美元走强而有所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大，表征稳定汇率仍是我国的政策考量。若特朗普当选并施行对华60%、对其他经济体10%的关税税率，或引致其综合税率抬升约14个百分点。若如此，可能对我国“有力度的降息”及内需扩张形成掣肘。

印度能否成为超级继承者？

徐奇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总体上来看，莫迪政府在第三任期内有望进一步推动国内改革，但在对外开放方面却难有实质性进展。这也使得印度的发展模式更倾向于“进口替代”，而非东亚经济体起飞过程中普遍采用的“出口导向”策略。未来，印度经济也将更多依赖国内循环。对中国企业而言，虽然印度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容忽视，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对中国制造带来的直接挑战较小。这一背景对于中国来说有双重含义：

首先，我国当前的形势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有明显不同。虽然我国同样面临产业外迁的挑战，但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越南、墨西哥等一些中等或偏小规模的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边境效应和分割效应明显，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而被视为潜在超级承接国的印度，虽然其国内改革有一定进展，实质性改革仍需时日，且在推动开放方面存在困难，甚至对中国企业实施了全面的打压和限制。因此从超级承接者的角度来看，现在中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实际上远小于当年的日本。

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超级承接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全球资本，展现出一个超级承接者应有的姿态。相较之下，如今的印度对外商投资充满焦虑，尤其是对于中国投资重重设限，这种做法反而阻断了自己成长为超级承接者的成功之路。

其次，我们也要吸取印度的教训，避免因为外交关系的波动和狭隘的心态而拒绝开放、拒绝学习、拒绝合作。这样只会导致闭目塞听，错失历史性的发展机会。同时，我们也要重温上世纪末开放的经验，不但要继续坚持开放，而且还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所强调：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