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财政政策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罗志恒 (罗志恒系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自2008年以来，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行了长达17年之久，有力促进了稳增长、惠民生和防风险，发挥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尤其是通过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一方面，有力地应对了外生冲击、促进了经济稳定。2008年—2010年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助力我国成功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平均增速保持在9.9%，而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仅为1.7%。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疫情等冲击，持续发力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对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居民预期、恢复微观主体信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2023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4.7%，仍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速的2.3%。另一方面，有效地激发了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潜力。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来，经济增长模式从债务和投资拉动转向科技和消费驱动取得积极进展。税费优惠政策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显著地激发了经济增长新动能，提升了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一步财政政策有必要积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加大财政力度、优化支出结构、推动提质增效；同时，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进一步优化实施方式，以发挥出更大的效果，更好地稳增长、惠民生、调结构和防风险。

一是推动财政政策从重收入政策转向以支出政策为主。收入政策主要是减税降费，增加了经营主体的现金流，提高了企业和居民的抗风险能力。但同时，连续多年的大规模减税降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行，不利于财政安全和可持续性。从维护财政安全的角度看，减税降费要有必要的限度；从宏观调控的角度看，宏观税负稳定是应对经济波动和各种外生冲击、实施社会管理、落实各项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财力基础。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降至16.3%，较2013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减税降费持续生效需要建立在企业和居民信心充分的基础上，当经营主体信心不足时，企业和居民将减税降费增加的收入转化为投资和消费的动力相对有限，对经济拉动的效果也相对有限。如果将减税降费的该部分财政资源以支出政策的方式实施，政府支出能够直接扩大总需求，比收入政策能更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比如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和政府采购，有利于增加就业和收入，形成乘数效应；增加医疗教育养老民生保障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增加科技创新支出，有利于优化供给结构，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乃至重塑中国经济叙事体系等。

二是推动减税降费从数量规模型转向效率效果型。过去减税降费的规模非常之大，属于数量规模型减税降费，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提高了经营主体的获得感。但是，部分减税降费政策存在“一刀切”倾向，对不同规模、行业和生命周期阶段的企业支持的精细化程度和分类还不够。大规模、普惠性的减税降费政策较多，不利于集中资源更好支持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发展。例如，初创型科技企业可能比成熟的高新技术企业需要政策的支持。考虑到当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已经偏低，不可再大幅下降，减税降费应更加注重政策的精准性、结构性和效率效果，要推动减税降费从数量规模型走向效率效果型，加大收入端政策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支持力度。其一，应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提高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例如科技创新等）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精准性；其二，选择对普通居民影响不大、但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税种进行税负的结构性调整，包括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等；其三，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及时研究与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和税种，例如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碳税等。

总之，财政政策在近年来宏观调控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下一步的政策实施要以效率效果为核心进一步优化。完全有理由相信优化政策实施，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将继续沿着回升向好的态势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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