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夏衍那一代剧作家，现在文学介入现实的深度远远不够”

对作家沈芸来说，2025年是一个是特殊的年份——“左联”成立95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她祖父，剧作家、作家夏衍诞辰125周年和逝世30周年。

“我祖父的一生与二十世纪各个重大历史时间节点交织在一起。”10月27日，在上海市作协举办的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沈芸这样表示。

夏衍被誉为“中国的契诃夫”，作品被认为是现当代中国文学“介入式写作”的典范。日前，新版《夏衍剧作十种》出版，精心收录了夏衍的十部经典剧，其中的《戏剧春秋》是新见版本，《憩园》使用了最早版本，是当时夏衍提供给香港电影公司的手稿本抄录。

“当代影视剧非常繁荣，但是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杰出剧作很少，”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汪惠仁说，“有些热门影视剧要是把剧本拿出来，单独作为文学剧本看，是很粗糙的。”她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夏衍经典之作值得反复阅读。

夏衍家的猫在冰箱上跳

夏衍原名沈乃熙，1900年出生在浙江杭州。1920年至1927年，他在日本留学近7年，曾经也想”工业救国”。但是回国途中在奉天车站，听到“满铁”警察对着中国苦力凶暴地吼叫，梦想破灭了。“他当年在日本做工程师，到上海后以工程师的身份获得物质上巨大的收获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力图改变国家，改变人民的生活状态，就毅然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沈芸说。

1929年，夏衍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以沈端先为笔名翻译高尔基的代表作《母亲》，对青年产生巨大影响。“我们五六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有工人，有店员，有学徒，聚集在一间小屋的昏黄的电灯光下，一个人朗读，其余屏息静听着。当我们的朋友读到巴威尔在法庭上宣言：‘一个党人的我，除出党的处分之外，不承认任何的裁判……’五六双眼睛突然亮起来”，作家唐弢在《夏衍剧作十种》话剧卷序言中回忆。

1935年，田汉创作故事、夏衍改编的电影《风云儿女》公映，是中国最早反映抗战主题故事片之一的电影，影片里的《义勇军进行曲》日后成为国歌。1936年6月，夏衍写成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包身工》，为沉默的底层女工呐喊，这篇文章入选国内高中语文教材，成为读者熟悉度最高的作品。

在革命旗手、文学巨匠的身份之外，夏衍喜欢猫的故事广为流传。沈芸曾写文章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生活困难时期，夏衍参加外事活动会悄悄从宴会上带些好吃的放在烟盒里，回家给大黄猫“博博”加餐，那只猫陪着夏衍妻子度过“文革”中艰难的岁月，等到老主人重新回家的那一天。座谈会上，编辑桂未明回忆，“文革”后她去夏衍家，看到他家的猫肆无忌惮，可以跳在冰箱上，夏衍早上一起来，就和几个猫一起玩。

桂未明还说了一段从父亲杜宣那里听来的往事。1939年，剧作家杜宣去夏衍办公室谈工作，办公室陈设简陋，但是夏衍在桌子上放了一张和家人的合照。他还在墙上贴着一张字条，大概意思是，办公室有两只蜘蛛，很多蚊子，蚊子靠蜘蛛吃，希望来的人不要看到蜘蛛就拍死。“他在生活中非常有趣，是一个很有性情的人。”

剧本创作现在却被弱化了

夏衍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掌握知识，写自己熟知的东西，他的创作始终集中在普通民众，描写他们在时代大潮涌动之下的经历和情感。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戏剧中最为著名，长盛不衰的一部。这部戏写于1937年春，当时他正经历家国不幸。头一年“西安事变”，夏衍听了很多出狱的同志的讲述，产生写作冲动，1936年春天，先是他生了一场大病，接着母亲又去世。这时，上海的“业余实验剧团”需要一部比较能反映现实生活的剧本，夏衍就将写作目光对准他熟悉的上海弄堂，往来的舞女、失业青年、居民，他的创造也转向细腻，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和内心活动描摹。

夏衍还有一部代表作是写于1942年的《法西斯细菌》。当时，重庆流传"文艺与抗战无关论"，触动夏衍想写一个以"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为主题的剧本。夏衍说，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有意回避政治，不懂“你不管政治，政治还是要来管你”，结果“原子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大量杀人，细菌家的研究成果被利用来制造细菌弹，这些‘好心肠’的科学家成了人类的罪人”。沈芸说，83年过去，《法西斯细菌》的经典在于，每当世界格局面临着巨变，“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就会被再次讨论，冲击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

夏衍还很关心中国社会中的女性问题，早在1927年，他就翻译了德国倍倍尔著的《妇人与社会》（后改为《妇女与社会主义》），在他的创作中，女性角色有突出地位。沈芸说，夏衍推崇和偏爱“大女主”，因此《祝福》中的祥林嫂、《林家铺子》中的林明秀、《革命家庭》中的陶珍、《憩园》中的万昭华，以及《在烈火中永生》的江姐，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和原著比，都被夏衍向前推了一步。

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作家、影评人毛尖接受访谈时曾提出，要告别当今“文化庸俗”的时代，影视圈需要一场左翼运动。座谈会上，汪惠仁也说，无论是世界文学史还是中国文学史，都有文学意义上的剧本和剧作家。现在，我们进入了电影文化工业年，创作者和观众很注重视觉呈现，但剧本创作却被弱化了。

汪惠仁还说，现在的文学创作，对比夏衍那一代的剧作家，文学介入现实的强度、力度、深度都远远不够。“为什么夏衍先生在他涉及到的文学领域都有代表性、示范性的力量？就是他有介入现实的勇气和路径，他找到了合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