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游戏里打怪，约等于在算法工厂打工｜荐书

《打怪：电子游戏怪物的诞生与裂变》

[捷克]雅罗斯拉夫·斯维尔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6年1月版

在《龙与地下城》的暗影里，即便是最令人胆寒的眼魔或巫妖，其恐怖也都被凝练成了骰子的点数与说明书上的属性矩阵。这种将神话想象与数字秩序结合的奇妙时刻，正是雅罗斯拉夫·斯维尔奇在《打怪》一书中所捕捉到的文明切片。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电子游戏中的怪物是人类历史上最“听话”的恐怖之物。在古典文学或民俗传说中，怪物代表的是自然界的不可知性与对秩序的践踏；但在电子媒介中，怪物首先必须是可计算的（Computable）。通过媒介考古学的方法，斯维尔奇向我们展示了怪物如何被“剥皮”：原本那些湿漉漉的、带有黏液和道德诅咒的恐怖实体，被转化为血量（HP）、防御力（DEF）和特定的AI路径。这种转型不仅是技术上的妥协，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祛魅”。怪物不再是无法直视的深渊，而是一系列可以被解析、预测并最终战胜的算法集合。这种转变，将人类对未知恐惧的本能，驯化成了对数值管理的理性追求。

书中最为精辟的见解，在于对“打怪”这一互动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斯维尔奇指出，在现代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或动作RPG中，怪物已经从“叙事威胁”转变为“生产资料”。当玩家在《魔兽世界》或《暗黑破坏神》中反复收割小怪时，他们并不是在进行英雄式的冒险，而是在进行一种“算法管理”式的劳动。怪物是经验值（XP）和战利品（Loot）的载体，是掉落列表上的百分比。然而，当怪物变得完全透明且可预测，它们就失去了神话学上的震慑力。这种“打怪”过程实际上映射了现代社会中那种机械化、重复性的系统工作。我们不是在屠龙，我们是在算法的工厂里打卡办公。不过，书名中的“裂变”（Breaking）也预示了某种反叛。斯维尔奇敏锐地观察到，当代的叙事型游戏正试图打破这种枯燥的算法平衡。在比如《旺达与巨像》《最后生还者》或《尼尔：机械纪元》这样的游戏里，怪物不再是沉默的靶子。通过叙事补完和情感映射，这些怪物重新获得了某种“主体性”，强制玩家从纯粹的效率追求中抽离，转而面对沉重的道德审视——当怪物的皮囊裂开，露出的往往是人类自己那张惊恐的脸。

《军事革命：军事变革与西方的崛起，1500—1800》

[英]杰弗里·帕克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汗青堂2025年12月版

曾主编《剑桥战争史》的杰弗里·帕克的这部《军事革命》初版于1988年，1996年出了个修订版，加了篇很重要的后记，集中回应了自1988年以来学术界对“军事革命”范式的各种挑战与辩论。可见帕克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受到了诸多批评和质疑，包括是否过度强调技术、对非欧洲地区军事力量的评估是否准确等。不过即便如此，此书依然很值得一读，尤其是如果将其视为一部解释全球权力天平如何向欧洲倾斜的“演化生物学”著作的话。帕克通过对堡垒、火药与行政效率的精密拆解，试图回答那个意味着“东西方军事大分流”的残酷历史命题：为何火药虽诞生于东方，却最终在西方完成了将世界殖民化的致命蝶变？

16世纪后的欧洲处于一种极度破碎且高度竞争的状态，这种状态将欧洲变成了一个高压力的军事进化实验室，迫使欧洲各国必须在武器研发和组织形态上进行“军备竞赛”。相比之下，处于东亚霸权地位的帝国由于缺乏同等量级的对手，军事技术往往在达到“够用”的门槛后便进入了漫长的停滞期。分流的起点，便在于这种生存压力驱动下的创新频率。书中最具原创性的论点是关于“星形要塞”的讨论。帕克认为，这种新型防御体系是西方军事革命的真正引擎。为了围攻这种低矮且拥有交叉火力的堡垒，战争规模开始几何级数增长。这导致两个关键后果：财政金融革命—— 只有能够通过国债和高效税收动员财富的政府才能维持长年的围城战，这催生了现代官僚国家；战术纪律化——面对这种攻坚压力，军队必须从散兵游勇转变为像钟表机构一样精准的职业实体。而在东方，如明清时期的中国，由于主要面对的是机动性强的游牧文明，防御重心在于漫长的长城或高大的城墙。这种战略需求的分野，导致了东西方在军事基建与相应的国家动员体制上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演化路径。如果说陆地上的革命是缓慢的，那么海上的大分流则是毁灭性的。欧洲将重型青铜炮搬上盖伦船，利用“舷侧排炮”彻底重塑了海战逻辑。这种“漂浮的堡垒”让欧洲人在进入印度洋和东亚海域时，拥有一种非对称的技术优势，直接导致了贸易航路与资本积累的易主，进一步拉大了东西方的国力差距，完成了从军事到经济的全方位分流。

（西芒）